在今天的商业领域，最危险的对手还是行业领先、业界霸主吗？超越同行、领先同行就一定能成功吗？不一定。因为时代已经进入了跨领域、跨行业泛竞争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红灯牌收音机、全钢手表都是全国第一，可今天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其被淘汰的原因，并不是同行有了更好的同类产品，而是因为有了手机。柯达公司在20世纪一直是最盈利的照相器材公司，但今天却破产了，它的破产同样也不是因为有了更优质的胶卷材料，而是人们更喜欢数码技术。由是观之，谁冥顽不化、死守一域，谁就容易走进死胡同；谁能在跨界竞争、异质淘汰中赢得主动，谁就能成为未来强者。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倡议者格雷厄尔曾讲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此言不虚。冷战初期，当美国挟二战余威大力发展核力量时，苏联悄悄把目光瞄向太空，抢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进入21世纪，当世界军事强国都在竭力开发空间技术时，美国却又在为“没有太空的日子”做准备；当世人都在探索物理信息战时，美国又深入到对人脑的研究和意念控制。按照某些外军的说法：不怕你追赶，就怕你不追赶，一旦你进入到同质追赶之列就会落入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

　　岂止是军队建设领域，诸如联合作战也在悄悄发生着跨界的嬗变。起初，军兵种的命名是基于物理领域而确立的，即陆军的重点是陆地作战，陆战队和海军的重点是海上作战，空军的重点是空中作战。而未来作战将跨越原来空军的敌人是空军，海军的敌人是海军的界限，将跨越单靠空军夺取制空权、单靠海军夺取制海权的现象。每个军种都可能面临来自陆海空天电网不同领域的作战压力，陆基、海基、空基作战平台都可以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未来联合作战的最高境界是取消军兵种——超越传统的军种视角，考虑运用战场上的所有能力，而不必过多考虑这种能力出自哪个军种。

　　来自不同领域、行业甚至不同文化的“跨界竞争”抑或“跨界合作”能够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和运作模式，带来意想不到的激荡和变革，进而开创一片新领域、一种新风格或者一个新模式。从历史经验看，似乎有这样一条真理屡试不爽，即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理论能够被一国军队长期独占，如果某种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经实践证明特别有效，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并使众人趋之若鹜，从而使之日臻成熟、更加完善。然而，对曾经用过或当今流行的东西愈是不断完善，其风险也就愈高，就愈容易走进精益化延伸、同质化竞争的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怎样加倍努力，都难以化解被动挨打的命运。

　　近年来，我们反复提及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问题，但如果这种跨越最终落脚点还停留在速度更快、吨位更大、代级更高等物理层面，那就要深思。换句话讲，这种跨越没有尽头，因为你跨到了那个点，人家又跑到你前面去了，你又需要跨越，跨来跨去到头来等于没有跨越。就此而言，“跨界”为“更有效地跨越”开启了新思路新办法，就如同新编的“龟兔赛跑”。龟要真想赢兔，不能再是童话般的等待兔子酣睡，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比赛规则、突破博弈空间，即把赛场从陆地转向水中，从而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超越对手、战胜对手。（于少燕）

　　编辑感言：也说达·芬奇密码

　　1817年，人们发现了意大利人达·芬奇遗失数百年的手稿，无奈无法破解。达·芬奇双手都能自如写字，生前大批未经整理的手稿不但是用左手反写的，而且运用了很奇怪的写法，导致书稿表面看来与普通意大利文并无区别，仔细看却难以解读。

　　后来研究者发现一条线索：达·芬奇临终前曾告诉他身边的一个忠实徒弟：把手稿对着太阳反过来读才行。利用这一“密钥”，人们破译了达·芬奇手稿的主要内容，也发现了一个奇才。科学史家丹皮尔称：“如果达·芬奇当初发表其著作的话，科学一定会提前进步一百年。”就连爱因斯坦也认为：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至50年。

　　“蒙娜丽莎的微笑”似乎奠定了达·芬奇的画家地位。但历史学家对他的定位其实一直很头疼：他同时还是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甚至作家，而且各项均非浪得虚名。有人说达·芬奇的创新力在于极具“跳脱的思维或者不同领域的思维融合”，但也有人说，求知欲是达·芬奇最核心的创新动力和密码。广泛掌握真知，无论在科技还是军事领域，都是创新的源泉之一。（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