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努力建设具有新生命的党

　　红四军军长朱德，当年43岁，是军中最年长的前辈，深受指战员的尊崇爱戴。他与毛泽东所走的革命路径并不相同，却在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走到了一起。这支以他们二人姓氏冠名的“朱毛红军”，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红色武装的一面旗帜，也是他们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象征。曾经采访过两人的美国记者韦尔斯形容他们是一对“孪生天才”“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的生命。”

　　他与毛泽东从不佩枪不同，他总是枪不离身，身边跟随着配备机关枪的警卫，必要时甚至直接指挥单个战士作战。1928年6月，朱德率领陈毅、何长工等一批将领和由240名共产党员组成的10个战斗集群，打响攸关井冈山存亡的七溪岭战斗。战斗中，他亲自端起机关枪，冲锋陷阵，大获全胜。

　　然而，天下没有常胜将军，朱德也经历过多次刻骨铭心的失败。特别是1929年初向赣南转移途中在吉潭圳下村遇险，他的夫人伍若兰被捕牺牲，给他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面对红四军成立以来党内第一次出现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则争论，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无疑问，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朱德从不怀疑，从不动摇。然而对于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3条最高原则，他有自己的解读。根据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则必然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表示不仅不反对这一原则，而且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体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积极努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红军党内的民主作风虽然有过于宽泛之弊，却也有利于各种不同思想的交锋与相互切磋交流。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各种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然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和长期积淀的意见，会议的主持人陈毅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达成一致，只能把这些意见汇总报送党中央，随后又亲自前往上海向中央作详细的报告。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毛泽东到地方指导工作和养病，陈毅前往上海，红四军的重任落到了朱德一人身上；而国民党军又大军压境，紧紧相逼。朱德别无选择，挑起了这份重担，指挥红四军五千将士，一举挫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继又攻占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红四军发展到七千人。一时兵强马壮，军心大振。随后他又奉中央命令出击广东东江，然而两进梅县，两度受挫。朱德感到疲倦了，红四军的力量也被削弱了。特别是在出击梅县途中，他视为“出色将领”的第二纵队司令刘安恭以及200多名将士牺牲，他为此深感痛苦。后来，他曾与史沫特莱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们每一个士兵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占领上杭以后，朱德曾经积极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毛泽东又因病不能应约到会，政治上缺了中心，会议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如今梅县失利，毛泽东、陈毅尚未回到军中，朱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热切期盼他们早日归来。

　　待陈毅穿越层层封锁，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从上海回来后，朱德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和理论，找到了自己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毛泽东坚持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生命的党”主张的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契合，在毛泽东回红四军以后，朱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党内争论的那些分歧，同毛泽东、陈毅一起，共同承担起对红四军的整顿，全力一致地做好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