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请毛泽东复职责任重大

　　坐在古田会议主席台上的陈毅，时年28岁，是当时红四军3位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革命资历却很深，同朱德一起率部上井冈山以后担任过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原副部长萧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中这样评价陈毅：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不记仇，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地位，真可谓是能上能下，亦文亦武”。陈毅的这种秉性和品格，决定了他在红四军的地位和对古田会议召开所发挥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早康会议之后，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从此担起了处理红军党内纷繁复杂的公私矛盾与思想争论。特别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最后大家觉得还是交给党的代表大会来作出回答，停止争论。于是，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任，落到了陈毅的肩上。

　　坦荡直率的陈毅，对于这场争论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争论双方各有长短，不想站哪一边说话。在他的主持下，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只开了一天。最后陈毅作总结，对“党内争论问题”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这样做固然过于简单化，效果也并不好，但在当时条件下，陈毅找不到两全之策。197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希望红四军更团结，不能分裂，但结果却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怪要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义”。

　　会议结束时选举新的前委，陈毅当选为书记，而毛泽东却落选。事实上，担任前委书记并非陈毅所愿。在他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无人可以替代。怀着复杂无奈的感受，他登上了从厦门开往香港、转往上海的邮轮，向中央去作详细汇报。

　　到达上海后，陈毅按照中央的要求先后写出了总共大约5万余字的5份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完整描述了红四军组建以来一年又三个月的主要活动、历次战斗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对红四军的组织机构、党员数量与阶级成分、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编制、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等所有问题，写得十分翔实。更为重要的是，陈毅的报告对于红军党的建设与党内思想状况，以及最近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说明，直率地表达了对于这场争论的主张和处理方式，并且再次重申自己不能胜任前委书记的理由，建议中央派人前往担此重任。

　　陈毅的报告，体现了他坦诚公正的秉性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最后形成“九月来信”，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周恩来把“九月来信”交给陈毅，郑重叮嘱他回去请毛泽东复职。陈毅深知，目前他仍然担任着前委书记的职务，周恩来要他请毛泽东复职一事责任重大。他日夜兼程，赶至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相见，共商大事。经过一个月的上海之行，陈毅自认为进了一次“训练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跃。他向朱德表示，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陈毅是真诚的，立即就这样做了。而毛泽东在连续接到陈毅和红四军前委的信以后，重回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可以说，陈毅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