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改革“内轮差效应”

　　近日,《2013年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2—2013)》发布,该书主编、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表示,当前,中国这辆“巨型卡车”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转弯”过程中。然而,经济改革的“前轮”转弯较急,转弯半径较小,社会改革的“后轮”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社会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公共服务不能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一些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感受不到改革温暖,从而集聚社会矛盾,形成社会风险,导致改革的“内轮差效应”不断显现。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改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防止改革的“内轮差效应”继续扩大?

　　蓝皮书指出,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种类和数量,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住房、养老、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社会改革,提升改革的温度,打造温暖型改革,使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协调推进,从而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同时,政府应重视培育并发挥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在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财政不能过度工具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撰文认为,现在一谈到财政,就认为是个经济问题,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是政府手里一个经济杠杆。但财政作为政府的经济杠杆可以用,但是过度地工具化,对国家治理来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财政之所以被过度工具化,其理论的渊源实际上在凯恩斯,凯恩斯以后财政就变成了政府的治理手段。而且,在西方国家,财政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手段,也成为搞福利的手段,还是一种选举工具,成为满足政治家需要的政治手段。财政手段的过度使用,致使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债务不断扩大,最后甚至可能演变成危机。在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支配下,财政的工具化趋势很难逆转,只能是通过财政危机收敛一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不能过度被工具化,尤其是不能为了短期的目标过度使用财政手段。否则,国家治理的这个基础就会松弛,甚至崩溃。

　　把预算变成约束政府的一种制度,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怎么保证这个基础的稳固呢?法治化。过去提税收法定主义,现在提预算法定主义,这就是财政法治化,也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这在我国还是弱项。税收既然是法定原则,这在《决定》中也明确提出了,那我们现在有多少税种是真正的法律呢?18个税种只有3个是法律,其他都是条例。这方面需要大力推进。

　　突发事件的短长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冯军近日表示,在应对社会矛盾特别是突发事件时,各地通常对于眼前可能引发的危机给予高度重视,而对于一段时间后才发生的损害全局和战略利益的长远危机,要么完全没有意识到,要么抱持“顾不了那么多,过了今天这关再说”或者“我的任期不出事就行,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不关我事”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突发事件”被压下之日,就是更加广泛的危机开始萌发之时。由于实践中“突发事件”应对时的“短期行为”屡见不鲜并日趋严重,因而,“突发事件”应对不当所可能导致的危机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把讲政治、讲大局与讲法治割裂开来,以讲政治、讲大局为名,不依法办事,实际上是以一时、一地的“小局”破坏了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确认的“大局”。一些地方学习的时候讲法治,办事的时候讲“政治”,实质上就是搞人治和个人专断。我国社会有很深的“清官”情节以及政治负责官员(一把手)办案的传统,传承其中的有益成分没有什么不好。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在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突发事件时,确立并维护法律的尊严以及“法治机制”的权威比树立官员个人的“清官”形象更重要,也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