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面临四大难题

　　近日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的文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四大难题。

　　1.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问题。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通货紧缩，未来仍有进一步严重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应对办法。实际上，通缩对经济影响不亚于通胀。如果发达经济体通缩问题不解决，全球经济很难步入新一轮上行期。

　　2.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问题。通胀将大幅压缩新兴经济体运用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操作空间，社会与政治也将随之出现一系列复杂问题。新兴经济体还没找到既能摆脱高通胀循环的压力、又能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平衡办法。

　　3.能源革命与地缘政治。美国能源革命已对未来全球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地缘政治变化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4.全球贸易规则的作用弱化。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的全球性贸易规则难以达成，而多边贸易安排盛行，必将降低全球贸易活力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防止农村土地“被”流转

　　徐小飞日前在《经济日报》撰文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一些地方，农村土地“被”流转，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地方村集体漠视甚至违背农民意愿，劝诱、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甚至有的村集体干脆“为民做主”，代替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给农村社会和谐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农民承包土地“被流转”的行为导致村集体行为上的违法。自愿性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土地流转的启动和终止都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村集体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农民签订流转合同，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强迫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土地流转，而要和农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引导，依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法治思想助推中国变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日前在《人民论坛》撰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呈现出四条主线——

　　1.循着“是人治还是法治”进行的。“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不解决，法律建设一切都不能谈起。因此，改革是从建立制度开始的，从限制和解决个人过分庞大的权力开始的。

　　2.集权和自治的关系，集权是国家集权，自治是社会自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干预过多，经济完全国家计划。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给社会以更多自治的地位。国家和社会是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基础，强调国家就是强调专政的力量，国家靠强制力；强调社会就是更多强调社会公平。某种意义上说，到底是强调国家强制还是强调社会公平，这是法律一个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3.私权和公权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就是从扩大私权开始，从增强公民的私权意识、权利意识开始，从加强对于私权的保护入手。认识到私权的重要性，就涉及到对公权的限制。

　　4.法制和法治的关系。从“制”到“治”，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治的一个重要飞跃。法律一不是万能的，二也不是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法律也是有价值观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

　　信息革命的第五次浪潮

　　钱峰日前在《中国证券报》撰文提出，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五次浪潮。

　　20世纪50-70年代的主机浪潮产生了第一批广泛传播的电子信息模式，历史性地记录在分类账、文件柜和活页夹中。70-80年代的微型电脑浪潮拓展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趋势，使财务和研究职能超出了总公司范畴，而囊括了生产场所和区域办事处。80-90年代的个人电脑使更多此类信息为个人所获得，所有人省去了打字机、计算器和“薄金属片”的配备。最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网络浪潮通过局域网和广域网，以及最终的互联网，将所有孤立的数据和信息处理能力整合起来。21世纪早期，在发达国家的项目工人中首次看到了移动的潜力，但移动性这一发展阶段仍是比较初级的。

　　现在，移动设备已超越了此类较低级的初始阶段，受到更先进设备的驱动，人们以个人和职业方式运用移动语音、数据、图片和视频的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想在数字群中获胜，就要不断评估顾客期待、竞争模式和商业模型方面的变化。信息技术浪潮之间的转折点总是为那些激进的、创新型的公司提供机会，让它们成为新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