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逻辑——

“共同体的进化”观释义

　　《共同体的进化》简介：对于人类社会的解读，可以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共同体的形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这一基础出发，建构了“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合作共同体”的共同体进化理论，力求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规律。

　　关于人类历史的认识，长期以来所持有的是一种“社会”的视角。然而，我们也发现，“社会”概念所指的对象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是以“形态”的形式出现，经常性地受到割裂。在思维中，当作为形态的社会向作为实体性存在的具体形式转换时，总会出现一些思维模糊甚至断裂的地带。

　　这样一来，当我们就某个具体的地区去设计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判定该地区某个历史阶段属于五种社会形态所构成的历史链条中的哪个环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构中，列宁开出的“苏维埃加电气化”能否真正构成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现在看来是可疑的。更为实际的问题是社会治理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模式，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由于社会概念的模糊性而致使社会治理建构缺乏明确的着力点。然而，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消解，而且，共同体的概念丰富了社会概念的内涵，通过完整的共同体的演进过程去把握人类历史，发现共同体更替的逻辑，使社会的概念变得更加明确，直接获得了具体内涵。

　　人类历史其实是共同体的进化史，其更替的逻辑是从“家元共同体”到“族阈共同体”，再到“合作共同体”。

　　家元共同体。家元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一个同质性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个人是消融在共同体之中的，表现为道德和习俗发挥着社会整合作用。同时，家元共同体又是等级社会，在等级中生成了权力，从而使社会治理表现为对权力的运用，形成了依靠权力开展社会治理的体系。权力的治理是为了维护自然秩序，但是，权力的运用进入了循环升级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共同体存续的危机。在等级制的条件下，权力是一种压迫力量，出于维护自然秩序需要的权力运用，却成了破坏秩序的因素，并最终导致共同体的解体。

　　族阈共同体。族阈共同体是在脱域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虽然族阈共同体是由组织构成的，也以组织的形式出现，但又在差异摧毁了同质性的过程中造成了人的原子化。人的原子化所塑造出来的个体的人分化为“自我”与“他人”，并在自我意识的生成中破坏了自然秩序赖以成立的基础。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就必须在个体的人之间寻求同一性，结果，发现了人权。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建构起了既有分工又开展协作治理体系。为了保证这个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时不偏离其目标，就需要让它能够真正反映公民的共识，而谋求共识的途径又被设计为民主的程序和制度，并以民主和法治两个方面所构成的治理体系的形式出现。

　　20世纪后期开始，共同体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从而使族阈共同体的一切设置显现出失灵的状况，其结果就是危机事件频发以及风险社会的出现。这说明，人类再次面临着共同体重建的任务，即建构起能够包容和化解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新型共同体——合作共同体。

　　合作共同体。合作共同体是合作行动的体系，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体形式，是建立在人的共生共在前提下的，或者说，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新型共同体形式。合作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是积极互动的合作关系，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开展共同行动，在应对一切危机事件的行动中都追求合作的默契。合作共同体在社会治理方面将实现“自治”与“他治”的统一，抛弃一切外在性的控制。或者说，合作共同体中的社会治理是合作治理，是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参与其中的治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以治理名义出现的管制在合作共同体中都将转化为服务，每一个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的人都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服务是合作治理的基本内容，也是共同行动的前提。在面对任何风险和危机的时候，都将通过相互服务去凝聚共同行动的力量，并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可能。

　　我的“共同体的进化”观试图追求一种话语重构。既有的话语体系是在族阈共同体生成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它也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来自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它是用理性的逻辑而在“自然状态”中创设了人权，再从人权出发推导和建构起了民主、法治等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共同体的进化”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逻辑，所要探求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体形式，所要发现的是出于人的共生共在要求的共同体行动基础。（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