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民主与法治的契合点

    国家学是关于国家治理的科学，是关于国家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创新，也是国家理论的创新。王海明的《国家学原理》对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国家价值等国家治理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对于推动国家治理实践有启迪意义。

    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决定国家治理优劣好坏；国家治理的优劣好坏表现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不仅决定着国家治理的价值，也关系国家利益和每一个国民的利益。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科学性和适应性。国家制度体现着人们对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传统和经验，也体现着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国家理想。《国家学原理》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决定国家治理优劣好坏；国家治理的优劣好坏表现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制度缺陷是国家治理失败的根本原因。国家制度的建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不断完善的。《国家学原理》把增减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当作衡量国家和政府好坏的终极价值标准，用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作为判断尺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一个良善的国家制度，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提供正义、公平和自由，对每个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公正地分配。国家制度是国家健康发展的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在国家发展中实现的。国家发展停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停滞。国家活力既来自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来自国家提供财富、职务和地位的机会的公平性。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也是国家政治体制、法治体系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适应自身国情、应对风险考验、超越西方模式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实践探索，既要遵循制度演进规律，又要把握国家治理规律，既要体现制度创新的内生逻辑，又要体现发展的推动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国家制度创新的自觉。没有国家制度的创新，国家的发展动力和创造精神都会受到很大制约。国家制度的创新与国家的制度自信并不矛盾，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制度必然是敢于正视问题、勇于革除弊端的，而一个停滞不变的国家制度往往是脆弱的。改革的渐进性也为国家制度创新提供了调整的空间，积累了突破的能量。制度演进与国家发展、改革开放同步，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进行科学调整，一方面，通过国家治理促进公共利益和国家福利的增长，一方面，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彰显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

    国家治理内含着法治思维、法治逻辑、法治方式，通过建立处理社会利益冲突、使权力受到法律控制的机制，为人民监督权力提供了稳定的程序和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权力的现代化。王海明认为，国家权力是具有合法性的强制力量，依靠宪法法律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从而构建相对稳定的国家秩序。秩序是最基本的国家产品。没有秩序，权利和利益无从谈起。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是基本的国家法理，也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体现。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同意，国家政权是为全民服务的，国家权力的运行通过协商、对话，以共识遏制专断。“失去社会成员普遍同意的权力便不再是权力，而仅仅是强制力量。”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不仅要靠有效的动员能力，而且也要靠有效管控权力的能力。国家权力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是公共意志，需要体现人人直接或间接一致同意的自由原则。王海明认为，自由的原则既可能是正义的、优良的原则，也可能是非正义的、恶劣的原则。因此，不能将自由的原则等同于正义的原则。

    民主是一种优良的权力设计，只有让全体公民直接和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才能阻断对权力的独占，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分配。民主不仅是对权力扩张本性的约束，也是对人的自由、平等本性的张扬。民主为人的尊严、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发展拓展了空间，也为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潜能，促进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提供了可能性。权利和公正的同步增长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王海明认为，民主只是符合国家制度价值标准的理想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必须建立在人民认同、参与乃至信仰的基础上。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民主与法治的契合点。国家治理内含着法治思维、法治逻辑、法治方式，通过建立处理社会利益冲突、使权力受到法律控制的机制，为人民监督权力提供了稳定的程序和路径。

    构建国家治理文化的过程，也是认识把握国情、传承国家传统、凝聚国家共识、激发国家动力、弘扬国家精神的过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价值的现代化。国家价值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活动的价值取向。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而社会就是个人的集合。国家起源于每个人的社会需要。国家的本性实质就是人的本性，国家价值就是实现每个人的最大价值。

    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从“把人当人看”到“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国家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享有一种基于公正的不可侵犯性。保障这种不可侵犯性只能依赖于国家，国家通过完善法治将道德性的人权转化为宪法性的公民权利，将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责。

    文化是制度之母，也是价值的载体。推动国家治理文化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国家既是一种权威性的政治组织体系，又是一种凝聚性的精神观念体系。国家竞争既是国家能力的竞争，也是国家文化的较量。国家治理文化包括国家意识、权力观念、公民文化、制度伦理、法治精神等内容，需要思想启蒙与政治实践的共同推动、融合前进。正如在臣民文化之上难以实现和巩固民主制一样，在陈旧的国家文化之上也难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观念、国家目标、国家理想的实践折射。构建国家治理文化的过程，也是认识把握国情、传承国家传统、凝聚国家共识、激发国家动力、弘扬国家精神的过程。

    （作者为西南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