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接见《槐树庄》剧组；前排左一为导演王苹，左二周总理，左三萧华，左四张爱萍，左五胡可。

　　3 亲情 爱情 战友情

　　胡可与妻子胡朋年轻时在根据地边区参加大生产时的合影，一直挂在胡可老人的卧室床头。

　　说来很自然，他们俩的爱情也产生于创作的过程。1944年初，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群英会”，许多战斗英雄、民兵英雄、拥军模范都是在前一年“反扫荡”中涌现出来的。会议代表大都是年轻军人和不同年龄的地方人员，有一位大娘穿着带补丁的粗布棉袄，安详地坐在他们中间，因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她的发言吸引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她站在讲台上，把两只大手搭在一起，像拉家常那样叙述了自己在这场“反扫荡”中间掩护八路军病号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经过，像是在对着自己的亲人述说日常的事情。她在掌声中走下了讲台，许多战斗英雄都离开了座位，拥上前去把她围了起来。她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时年47岁。

　　戎冠秀的叙述，引起了抗敌剧社同志们极大的兴趣。社领导当即决定以她的拥军事迹为内容编成戏剧上演，并确定由胡可承担这一任务，由抗敌剧社女演员胡朋来扮演剧中戎冠秀一角。为了进一步熟悉人物和周围环境，胡可和胡朋在“群英会”结束后陪伴戎冠秀返回她的家乡建屏县（今平山县）下盘松村。下盘松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天，胡朋就跟戎冠秀像母女般住在了一起，胡可则对戎冠秀一家人和周围人们进行了采访，并在小油灯前开始了《戎冠秀》剧本的创作。

　　1944年已经是抗日战争的第7个年头，随着剧社成员年龄的增长，军中不许谈恋爱的禁令逐渐放宽以至解除。胡可和胡朋之间由于一起工作朝夕相处达5年之久，相互倾慕已非一日，在陪同戎冠秀回家共同完成创作任务的过程中，更有了表达感情的机会。当他们告别戎冠秀一家返回剧社的时候，带回的已不只是胡可创作的《戎冠秀》剧本和胡朋写的角色自传，也带回了两人生命中极为宝贵的那种相互支撑的感情力量。

　　《戎冠秀》是个写真人真事的戏，应该说是报道剧。第二年日本投降后，该剧在张家口面向渴望了解根据地生活的新解放区观众公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 “少日犹堪话别离，老来怕作送行诗。”

　　辛弃疾的这句诗，恰是这些抗日老战士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抗敌剧社部分同志与志愿军文工团部分同志组建成战友话剧团；另一部分同志组建了沈阳军区话剧团。几经演变，如今的老同志或星散各地，或驾鹤西行，难得一见了。

　　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先后有30多位同志牺牲在敌人残酷的杀戮中。有的同志在“反扫荡”突围中被敌人活活用刺刀挑死；有的同志在“对敌政治攻势”时被敌人俘虏装进木笼子后惨遭杀害；有的同志是在与敌人遭遇时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也有的同志在突围时为了保护战友的孩子而牺牲……胡可的夫人、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也经历了3次突围，一次负伤，子弹打穿了脚踝，最终经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细心治疗得以痊愈，所幸未留下残疾。

　　胡可老人说：“虽然我们参加八路军都抱有牺牲的决心，但是看到那么多好同志猝然离去，仍然心痛不已。” 老人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位亲密战友吴畏。吴畏，湖南岳阳人，就学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父亲是大学讲师。在抗敌剧社，能动笔的同志都被动员起来写歌词和剧本，吴畏就成了剧社最早创作人员之一，除了参加集体创作外，他个人的创作数量也相当可观，4年间写了十多部剧本。

　　1943年秋季“反扫荡”开始时，剧社为了轻装，把幕布灯光等演出器材连同大家暂时不用的个人物品，全部“坚壁”在驻地潘庄。不料，潘庄却被敌人当作了临时据点，剧社“坚壁”的物品都被敌人劫掠，焚毁一空，其中包括创作人员的全部笔记、材料和底稿。这对吴畏的打击非常大。胡可老人记得，他当时安慰吴畏说，我们还有脑子和手，还可以再写，这是敌人夺不去的。吴畏回答：“不，敌人挖去了我的一块脑子……”

　　胡可老人说：“他的话是对的，那些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素材本，不正是为了弥补记忆的不足才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吗？”

　　两个月后，吴畏所在的小队被敌人包围，敌人的刺刀穿过了吴畏的胸膛，鲜血染红了他的粗布棉衣，染红了他身边的岩石和枯草。他的眼镜抛落，挎包被翻开，油光纸的剧稿被风吹散，布满山坡，同斑驳的积雪混杂在一起……同时牺牲的还有另外3位同志。

　　正当我为牺牲的烈士惋惜哀叹时，胡可老人却说：“我好像和你们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不一样。你们觉得参加抗日多么多么壮烈，可是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我的国家被侵略者占领了，我们当然就要起来把敌人赶出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时的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牺牲就牺牲了，为国捐躯，理所应当。”

　　老人的脑海里满满的都是回忆。94岁老人的脑海里几乎是一个世纪的记忆。

　　他的记性好在老同志里是有名的。几年前，作家老鬼拿着他母亲杨沫留下的一张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几十人的合影来请胡可老人辨认其成员，胡老居然把40年前的这张照片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了下来，令老鬼惊诧。

　　最后，胡可老人指着眼前几十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或坐或立的照片，说：“你别小看这张合影，每个人的名字说出来都如雷贯耳，这是舒同、汪洋、崔嵬，聂帅右边是凌子风，这边是写了《平原游击队》的邢野，这是拍了《董存瑞》《智取华山》的导演郭维，这是写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李劫夫……” 是啊，青春荡漾在他们的脸上，那时他们都是奋勇献身满腔救国热情的小伙子。

　　岁月如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