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万清展示他从火灾中抢救出来的照片

　　谢万清摄影作品《渴望》

　　谢万清摄影作品《征服》

　　拍了40年农村，农民摄影师谢万清说自己只拍“温顺”的照片。

　　他拍陕西老家的春种秋收，也拍老人小孩。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时拍的。40多年过去了，山里的泥墙变成了砖房，机械取代了耕牛，省亲的交通工具从毛驴变成了摩托车，又变成了小汽车。

　　这位地道的农民把摄影当作农忙间隙的爱好，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他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在此之前，他以为米兰是中国的一个省，“就像海南、河南一样”。

　　两幅作品的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这幅作品名为《征服》。另外一幅叫《朴实的爱》，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耐看”。

　　除了田间地头，过年和婚礼现场是他最钟爱的场景。他执拗地把镜头一次次对准火红的灯笼、层层叠叠的喜被和农民脸上拧出褶皱的笑。

　　“我的照片里看不到残酷的场景。我喜欢温顺、温和、温情一点的。”在几天的采访过程中，这几个形容词他使用了多次，随后郑重地拍拍记者的膝盖，“做人一定要跟主流。”

　　他在农村见过许多交通事故、葬礼或者封建迷信的场景，手指在快门键上停留了一会儿，终究没按下去。有一次，村里有老人过世，家属扶着遗体，等他去拍张遗照。他觉得画面太残酷，坚持不拍，只翻拍了几张老人生前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那户家属。

　　上世纪80年代，当地的人民公社解散，他在会上依然没有按动快门，想着“万一改革失败了呢”。他觉得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不冒风险，能拍的拍，不能拍的不敢拍”。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皱纹像是刻在额头上，即使不抬眉毛也留着一道道印子。眼窝像肤色一样深，嘴大，干裂的嘴唇包覆着黄牙，寸头花白，常掩藏在一顶迷彩帽下。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但因为家里的上中农成分，他在征兵时体检过了，政审没过。如今他总爱穿一套“别人穿够了的”迷彩服，由于个子太矮，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

　　对他而言，命运就像一座迷宫，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五六岁时，谢万清赶上了“大饥荒”，饿得“腰都直不起来”。小学读了3年，“文革”来了，所有考试的通过标准成了背出50条“毛主席语录”。文革期间，他跟家人睡过牛棚，父亲因为成分不好，站在桌子上挨批斗，十几岁的他在底下吓得浑身发抖。

　　“那时候想跟主流也跟不上。”聊起这些，谢万清罕见地陷入沉默，摆摆手，“不聊了不聊了，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

　　为了拍到“积极向上”的照片，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把驴脑袋拍得硕大，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上世纪90年代，有手艺人扎了一堆红灯笼，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他趴在马路中间，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

　　摄影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给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他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知青说，他在笔记本上贴的毛主席像“就是这东西拍出来的”。那会儿老谢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

　　对于他这样一个农民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谢万清说。

　　为了攒钱，他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他那时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想买相机，怕在“斗私批修”的浪潮中被扣帽子。为了研究摄影的光线、构图，他一遍遍地看8部样板戏的剧照，以及毛泽东的照片。

　　10年后，他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谢万清说，那栋两层高的“大楼”相当于当地人心中的天安门，“在那之前，陇县历史上没有‘大楼’二字。人们就算旷工也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