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里，他们是“保姆”，牵挂学生的身心与生活;他们是“万金油”，帮助学生求解日常遭遇的方方面面难题;他们被叫作“老师”，但许多人无法登上讲台，身份“尴尬”。他们就是高校里的辅导员，常常被误解的一个群体。

　　“24小时在线大管家”

　　周五晚11点，云南某独立学院辅导员李牧(化名)还在接听学生电话：“我们会按照学校文件公平公正地执行，绝不会出现走后门、拉关系的情况，请你一定放心。”李牧苦笑着告诉半月谈记者，这段时间搞综合测评和贫困生认定，有些同学担心不公正，经常来问。

　　“迎新生、带军训、走访宿舍，每天要填十几份表格……”说起近期的工作，云南大学辅导员朱丹调侃自己快成“表”姐了。

　　“辅导员就像大管家，什么事情都要管。”广州某高校辅导员曾慧(化名)说，上课查迟到、早退，晚上查寝、排查夜不归宿，周末组织活动，更不必说还要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

　　对此，李牧深有同感：“从学生宿舍换床位到毕业离校都要辅导员签字，半夜遇到学生生病、打架等突发问题，更得第一时间去处理。”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手机24小时开机是辅导员的基本要求，很多人自称是“24小时在线大管家”：“学生夜不归寝，我们担惊受怕;知道有学生生病，比自己生病还紧张。”

　　“辅导员既要当好理论教育家，又要做学生工作的思想家;突发事件他们是冲到第一线的实干家，学生遇到心理问题则要当好心理学家。”云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张拥军说。

　　不上课的教师，没待遇的干部

　　按照教育部2017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辅导员工作职责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等9条。但在现实中，许多辅导员承担的工作远不止于此。

　　受访辅导员普遍反映，除本职工作外，他们还要挑起学校或院系的多副担子，党支部、团委、工会的任务都得出力。“宿舍分配、收水电卡要辅导员出面，就连清理寝室资产都要我们一个个凳子去数、去搬。”曾慧说。

　　教育部规定，高校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不低于1:200，但一些高校难以实现。李牧平时要带400余名学生，每周走访一次学生宿舍就要花不少时间。

　　“尴尬的是，辅导员属于教师却不任课，要得到学生真正的尊重比较难。”湖南某高职院校辅导员彭月(化名)说：“学生评优、评先进、入党等工作都属于矛盾较集中的领域，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纠纷。一旦学生有疑惑不满，首先要质问的就是辅导员。”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部分高校辅导员既无法像任课教师那样评职称，也不能享受行政干部的职务待遇，在高校里身份“尴尬”。“外界认可度不高，同事也经常对我们有误解。”一名辅导员说。尽管已工作6年，李牧至今仍没有职务和职称，每月5000多元的收入让他不敢想买房的事情。

　　多重压力下，辅导员队伍流动性很大，不少人干不了几年就离职或转岗。与李牧同年参加工作的13名辅导员如今只有3人在坚守;彭月所在的学校，2017年新招的10名辅导员一年过去就只剩了3人。

　　辅导员的“春天”是否还远?

　　细读《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会发现其中一系列给人憧憬的明确规定：保证辅导员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专职辅导员职称评聘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这些规定如何绘就辅导员获得感的“春天”呢?

　　一些地方和院校已实行或探索办法，为辅导员发展创造条件。复旦大学率先构建“双线晋升”发展路径，选任干部时优先考虑具有一线辅导员工作经历的人员;云南大学即将开展辅导员职称职级专项评审……

　　“现在辅导员的待遇和平台还是在提升。”朱丹带了3门课程，目前已是讲师的她正攻读博士研究生，对辅导员工作的信心和期待逐步积聚起来。

　　只是，仍有一些地方和学校，教育部的规定难以落地。李牧说，平时事务性工作太多，而学校的职称评定要求又太高，自己根本达不到。

　　曾慧则感慨，虽然学校开辟了专技类渠道让辅导员得以与任课教师一起参评，但是，辅导员除了还能发几篇论文外，科研课题几乎都完不成。所以“尽管辅导员能参评，但实际竞争力有限”。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指出，高校辅导员普遍面临职业定位与个人发展的困惑，亟待高校调整优化考核与评价、培养与发展体制机制，在薪酬、晋升等方面更好地回应辅导员实际需求。（半月谈记者 白靖利 谢樱 吴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