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拥军拍摄的《我好想爸爸妈妈》获得了第56届荷赛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资料图片

　　从事摄影近20年，傅拥军一直觉得，摄影就是生活，是放慢脚步，对周围的人和事保持爱与关注。

　　他的作品曾2次获得国际专业新闻摄影界最具权威性的奖项——荷赛奖（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通称“荷赛”——记者注），并在100多个国家巡展。此外，他还是首届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获得者，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类重大影赛获奖者的名单中。

　　这些年，很多人询问他摄影的诀窍，傅拥军总说自己的照片其实都很简单，只是一般人可能看不见，比如路上的一棵树。

　　傅拥军的第一个荷赛获奖作品是组照《西湖边的一棵树》，这棵树位于杭州西湖的白堤上，他常常特意赶过去拍，一共拍了3年，留下3000多张照片。

　　画面中，一棵形态优美的桃树位于两条长椅中间，前景是绿油油的草坪，背后是光影变幻的西湖，远景是西湖代表性的景点保俶塔，掩映在群山绿树之间。傅拥军说，他特意选择了保俶塔这样一个标志性的背景，这棵树就像一个舞台，“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一个城市的故事都在这棵树下。”

　　冬天里，照片是雪白色的，不知是谁在左边的长椅上堆了两个雪人。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雪人旁边比划“V”字手势，前面聚集了几十个人，有人走过来，正瞧见这一幕，脸上满是好奇。夏季，画面又是满眼葱绿，一对白发老人正坐在长椅上聊天，一个赤裸上身的老大爷对着西湖吹起了哨子。

　　“很有东方味道。” 荷赛奖的评委这样评价。第二年，荷赛的评委会收到了上千张树的照片。

　　后来，这棵树成了网红，从央视1套到央视12套，都有节目组来拍过。人们纷纷和这棵树合影，并在微博上艾特他。突然有一天，有人在微博向傅拥军举报，说你的树不见了。他看到消息，直奔西湖。“真的没有了，像失恋了一样。”后来，尽管有关部门专门重新栽了桃树，但没过多久，又都纷纷夭折了。

　　他的很多项目拍摄周期都超过10年。他曾经跟拍一个留守儿童，见证了她从小学到最后考入大学的整个过程。女孩的名字叫傅香君。傅拥军当时在杭州《都市快报》做摄影记者，去火车站采访时，有一群留守儿童正坐在火车上与留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告别，傅拥军按下快门，捕捉到窗户里一张张哭泣的脸。

　　照片里，是一个穿着白色吊带衫的小女孩，也许是妈妈刚刚为她梳好头发，头发帘齐整地散落在额间，头两边各别着一个黄色的发卡。绿皮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身后一节车厢的小孩探出了半个身子，两手攀住车窗，和亲人告别，而她只是坐在车里，定定地看向窗外，眼里噙着泪花。

　　照片见报后，许多读者来电，希望能和小女孩结对子。傅拥军找了2年，终于在重庆的一个山村里找到了她。“她也姓傅，我就有私心了，我想跟她结对子。”傅拥军决定长期关注这个女孩和她的村庄。

　　当时，从杭州坐车到重庆需要3天3夜，再坐轮船、中巴到镇里，最后走2个多小时的路到达她家。傅香君家里的老房子都快倒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已烂光，只剩下一个红塑料水舀没有烂掉。傅拥军把她在农村的生活拍了一组照片，画面中，傅香君拿着比她本人还要高的铁耙子，背着一个大竹篓，打算下地干活。

　　这组报道在《都市快报》十年超级报道评选中获得大奖，赢得10万元奖金。在同事的帮助下，傅拥军将钱放在杭州慈善总会的留守儿童账户，一部分资助傅香君到杭州读书，一部分帮助其他有需要的留守儿童。

　　傅香君很用功，从班里倒数第几名考到班级第一名。但因为不能异地参加高考，她最终还是回老家念书。傅拥军又和她的父亲送她回村里。这个故事一直处于正在进行时，傅拥军最近一次去拍是2017年春节，傅香君已是一名大学生，正准备考研究生。

　　“我觉得新闻尽量不要伤害人，而要帮助人。”傅拥军希望，能够利用影像多做好事，相比新闻的短暂、时效、快速，他更愿意长久地浸润到一个项目里，置身其中地进入到那些弱势群体的人生中去。他企图捕捉时代的脉搏，敏锐准确，又不疾不徐。他试图记录下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和人物，展现一个鲜活又丰富的中国。

　　在拍摄傅香君时，傅拥军偶然得知，她所在的村子里还有21个留守儿童，而傅香君的姑姑傅华英就在这里当代课教师。时值冬季，孩子们一个个裹得像团毛球，坐在桌子上咿咿呀呀读书写字，从照片里看去，桌子比他们本人还要高，桌子的年岁简直比她们的爸爸妈妈还要长。

　　每张照片里的场景仍是一样的，斑驳的灰墙前摆着一个废弃的铁秋千架，下面是一个没有外壳、只剩下马头的木马玩具，仔细看，后面还有一个瘪掉的篮球。小朋友们一个个轮流坐在上面，两脚架在空中，呆滞而茫然地望向别处，不敢看向镜头。

　　只有老师进来一起合影时，情况才有所不同。傅拥军发现，有了老师的伴抚，孩子们开始看向镜头，表情也放松了。两张放在一起时，对比更加鲜明。

　　这组看似很简单的照片，获得了第56届荷赛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我觉得我无形中拍下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拍下了中国留守儿童特殊的孤独心理。”傅拥军把照片洗出来，让孩子们写上自己的名字。很多小朋友在上面写着“我好想爸爸和妈妈”，有的在旁边画了一辆小汽车，还有人画了妈妈。这组照片的名字就叫《我好想爸爸妈妈》，最后一张只拍了那些空荡荡的玩具。如同一个隐喻。

　　这些年，傅拥军一直在思考，如何拍出具有时代感的照片，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新闻事件。

　　实际上，傅拥军的很多作品都具有这样的“时代背景”，他的作品常常命题开阔，贴近生活，很多聚焦弱势群体，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这与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经历有关，也来自他丰富的底层人生阅历。

　　在做摄影记者之前，他曾经当过大货车司机、交通警察、汽车站民警、县文化局驾驶员。当民警时，他一个月抓过15个小偷，“所以我的观察能力和抓拍能力是很强的，我的摄影其实都是从这种观察里练出来的”。

　　今年，傅拥军离开媒体，去浙江传媒学院当教师，教新闻摄影。他希望能把这些年的摄影经验传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一个十分重要的拍摄项目——中国乡村影像调查。

　　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已减少到270万个。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淘宝”等电商业务的入驻，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傅拥军希望能把这个过程系统性地记录下来。

　　他计划用3年～5年的时间走访中国的100个乡村，在每个省市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子，进行深度走访。每个村子的最年长者、最穷的人、学校、医务室、婚宴、丧礼、家谱、农作物全部都要拍。他希望为每一个村子建立一个档案，未来的人看到这些资料，就可以把整个村子的样貌还原。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需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傅拥军自费来支撑这个拍摄项目。目前，他已经走了8个省，调查了20多个村庄。他又开始学习纪录片制作，打算把没有拍过视频的村子再重走一遍。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项目中来，傅拥军建立摄影工作坊，招募感兴趣的摄影师加入其中，并在网络上不断征集以乡村影像为主题的摄影专题和纪录片，入围者的作品正在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展上展出，此次展览由傅拥军担任策展人，旨在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影像。

　　面对乡村快速的发展和消逝，他自觉有义务记录，更感到紧迫。“摄影是未来的考古学。”傅拥军说，他希望能为这个时代多留下一点带有时代痕迹的东西。

　　他也一直在主动拥抱时代的变化。早在2010年任《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时，他发起建立了快拍快拍网，一个针对摄影爱好者的图片网站，他还曾试图将其建立为中国的Instagram——世界知名的图片社交网站。在学校里，他只教摄影课，但他要求班上的每一个学生都开设自媒体，并同时掌握写作、拍照、视频拍摄等多种本领。

　　他经常说，要拥抱改变，主动出击，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快速发展的时代保持警惕，“深度的东西越来越少，社会太浮躁了”。在傅拥军看来，流量带来的商业力量总是有限，而真正好的作品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即使100年过去，也仍然有价值。

　　在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展上，傅拥军还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乡土影像调查经典之作——《流坑》，举办特别致敬展览。该著作通过记录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状况。

　　“我要向这些摄影前辈致敬。”傅拥军说，他从这里吸收了很多营养，虽然在当时他们曾经被忽略，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但是在今天依然有意义和价值，“总有人会记得他们，起码我会。”

　　傅拥军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被人记住，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未来，他将致力于为中国建立一部完整的乡村影像档案。

　　傅拥军说，中国的根基在农村，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20年来，他用照片记录下了眼中的中国，并持续保持着关注、理解与同情，亦表达着对身处时代的见解。

　　在一次分享讲座上，傅拥军曾经引用法国摄影家布列松的一句名言来表达他对摄影的看法，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他多年的摄影生涯，“不管一幅摄影作品画面多么辉煌，技术多么到位，如果远离了爱，远离了对人类的理解，远离了对人类命运的认知，那么它一定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