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地交给了我们，绝对不能丢”

　　——态度严谨，工作忘我

　　从踏进对外翻译领域的第一天起，西班牙语翻译家徐宜林就深知这项工作的难度。

　　“从大学外语本科毕业，到成为一个合格的中译外人才，起码得10年。”这10年尤其需要磨炼的，是坚定的政治性、对中外语言的熟练掌握，以及对语言背后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了解。

　　为保证译文质量，集体作战是最好的选择。“毛著室”成立不久，就对编译流程做了严格规定：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统一、集体讨论、解决疑难……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毫不苟简，有时一份稿件要修改十几次之多，必要时还请来有关方面的专家，对写作背景、具体名词进行答疑。

　　“有一次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俄文稿，争论了两天也没有统一意见。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怎么译？姜局长带着我们十几个人，去中联部王稼祥家中找他讨论，一直到深夜，才改定全文。”曾参与《毛选》四卷编译的杨秀琴回忆。“针锋相对”“土围子”“摘桃子”等译法，也是在多次讨论后确定下来的。

　　“这种精雕细刻、反复推敲的严谨作风，是《毛选》翻译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贯穿了之后每一项翻译工作。”作为《毛选》翻译亲历者，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尹承东感慨道。

　　令日语翻译家陈弘自豪的，是中日翻译界的一次竞争。“1982年，日本开始翻译《邓小平文选》，我们得知后，争分夺秒和他们竞争。两边译本出来后，日本NHK广播邓小平语录时，选了我们的译本，因为我们的更权威、更准确。”

　　高质量的成果背后，是一个个全心奉献的动人故事——

　　掌握法、俄、英、日、西数门外语的陈用仪，每次遇到难题，都能给出意见，被外国专家称为“sabio”（智者）。由于夫人身体不好，他每天除了繁重的翻译工作，还要承担大量家务。在排队买菜的间隙，他仍捧着字典，反复记诵。

　　蔡同廓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但始终带病坚持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退休后还主动回来继续翻译。

　　“有时遇紧急任务集体住招待所，几乎每晚都工作到12点之后。夜餐只有一碗面条，偶尔加个鸡蛋，大家就喜出望外了。”尹承东回忆。“为什么这么投入？这是党和国家的事业。阵地交给了我们，绝对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