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报告驾着电波，传向世界”

　　——会议场上的翻译尖兵

　　1979年末，中央做出指示：不仅毛泽东著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都要译成外文。于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这些领袖人物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推介。

　　1982年，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改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4年改称中央文献翻译部）。在此前后，另一副重担落在了翻译家们肩上——将历届党代会、全国两会文献等及时译为多种外文，向海外介绍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最新成就。

　　与著作翻译相比，这项任务时间更紧、强度更大，政治性和高要求却丝毫不减。

　　“比如两会，我们要在会前20天左右开始集中翻译各种相关文献，春节基本上没休息过，都是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干。”文献部原主任边彦耀回忆。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10月15日，由79人组成的7个译文组便开始集中作战。其中，文献部成员占了三分之二。首先翻译大会报告。这是整个任务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项。整整一个月精耕细作、反复推敲，终于完成。紧接着，党章和党章修正案说明、闭幕词及三个决议、总书记记者会讲话、中央新的领导机构成员简历……大会胜利闭幕，翻译组的工作才算圆满结束。

　　每次的中央文献中都会包含大量新内容、新词汇。如何把这些“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表述精准译出？“小康社会”“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打铁还要自身硬”……看似简单的表述，都要多查多问，反复推敲，力求找到最佳方案。

　　在法文处翻译家施康强看来，正是这种“既坚持原则性保证准确，又兼顾灵活性大胆创新”的作风，才使文献翻译的“急就章”同样经受住了大会代表、众多记者、各国读者的检验，“因为精准畅达而备受好评”。

　　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的辛劳。“他们是我国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是我们党的宝贝。他们是新时代的老黄牛，向他们致敬，给他们请功！”中央的高度肯定，是他们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翻译队伍里的外国友人们

　　20世纪70年代，东京街头。一位衣着简朴的日本男子正在叫卖《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并向围观者介绍新中国。这位将中国视为灵魂故里的中年人，叫作川越敏孝。

　　二战期间川越曾因强制征兵来华参战，战后，深感忏悔的他留在中国，从事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正当他对这个友善而正直的民族感情渐深时，却因“文革”被迫回国。1975年，川越接到北京发来的邀请，毫不犹豫地重返中国，成为编译局的第一位日本专家。此后，他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翻译事业，直到2004年以83岁高龄离世。

　　“川越改过的译稿经常‘满篇红’，我们受益匪浅。”忆及当年，陈弘感慨万千。“外国专家把关很严，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

　　早在20世纪五六十时代，爱德乐、柯弗兰、夏庇若、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专家便参加了中国的文献翻译工作。当年在爱德乐指导下翻译《毛选》四卷的情景，姜桂华至今难忘。“爱德乐很民主。当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时，他就去查字典，发现错了，就坦率承认，还总幽默地说‘字典不支持我’。”

　　如今，在中央文献翻译部工作的外国专家更多了。比如，来自美国的康灵童、日本的吉田阳介和英国的朱义豪，他们不仅认同中国文化，还都迎娶了中国妻子。

　　在编译局工作十余载的康灵童认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他们的政治理念也更容易为外国人所接受。“习近平的演讲，有一种语言的魅力。他提出的‘中国梦’令人感动。”

　　吉田刚到编译局两年，就已结交了不少朋友。“现在中央文献翻译工作越来越难了。比如，政府工作报告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也囊括了更多的传统文化。我正在努力学习，提高翻译水平，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80后”朱义豪在文献部下设的《求是》外文翻译处工作。“局里人人都是工作狂，我也是。”他每晚都带着工作回家，从读者角度反复朗读译稿，看是否还有可改之处。“这个工作很有挑战性，不少文章都有大段长句的表述，需要先解构再重构，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传神。”朱义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