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封锁的孤岛

　　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四年零一个月里，在整个上海及其周围的大片国土沦陷之际，上海的英法租界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孤岛，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故此，这个时期的上海文艺被称为孤岛文艺。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前，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中心，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都聚集在这里。上海抗战拉开序幕后，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阿垅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作品，真实地报道了上海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壮烈场面。他写了战争前后民众对抗战焦灼的期待，士兵们嘈杂着：“抗过日我就不当兵了，我就回家去种田了！”“抗了日我死也就甘心了。总算当兵也当出了这样一个好结果来。”就在阿垅记叙上海抗战的同时，骆宾基也参加了上海抗战，写出了《大上海的一日》。而不久，钱杏邨（阿英）主持选编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作品集，及时地报道了上海战事的各个方面。

　　事实上，战前上海就是新兴话剧和电影艺术的中心，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上海自然成为全国抗战戏剧运动的策源地，十多个“救亡演剧队”在上海组织起来，并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大城市。除救亡演剧队外，还有上海演艺社、中法剧社、中国旅行剧团，出现了于伶、石灵、吴天等“孤岛现实剧”，阿英、唐纳、舒湮等历史剧，他们构成了孤岛戏剧创作的两大潮流。于伶是一位左翼剧作家，三十年代以尤兢等笔名创作，抗战期间坚守上海孤岛多年，组织、领导上海剧艺社，创作了《夜上海》、《花溅泪》、《大明英烈传》等话剧。皖南事变后，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到了重庆、桂林，加入到大后方话剧运动中，写下了《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其中一九三九年创作的《夜上海》是于伶戏剧创作的转折点，曾经被誉为“孤岛上海的史诗”。在《夜上海》中，于伶从急切的呼喊到现实的申诉，从直接的说明到细致的描写，思想的表达、情绪的渗透和艺术表现手法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长夜行》表现了漫漫长夜中守望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情操，彰显出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现代的革命意识与传统的文人精神相契合的特点，这是《长夜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杏花春雨江南》是《夜上海》的续篇，真实地刻画了梅岭春举家迁回沦陷的家乡，遭受敌伪的勒索，最后得到游击队的援助，梅岭春因此受到鼓舞，从而欣然将子女送上战场的故事。于伶的戏剧作品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素材，表现了上海五百万市民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决心和反抗意志。

　　阿英坚守孤岛多年，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鼓励艰苦抗战的人民，本着“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理念致力于南明史剧的创作。一九四一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阿英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中从事文化的领导工作。孤岛时期是阿英创作历史剧的高峰时期。阿英的戏剧着意表现上海市民在黑暗岁月里秉烛待旦，为此，他精心选择南明历史并以此为素材，为南明时期的英雄儿女树碑立传，弘扬先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坚强不屈的顽强意志，《碧血花》、《杨娥传》、《海国英雄》等剧作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政治理想。

　　夏衍在一九三六年发表话剧《赛金花》，引起了关注。一九三七年夏衍创作了《上海屋檐下》，这是一部以大上海市民生活为素材的戏剧作品，以各个家庭不为人所知的辛酸，表现出抗战期间人民生活的艰难和长夜盼望黎明的心愿。一九四○年夏衍创作的四幕剧《心防》，则表现了上海抗日文化工作者在孤岛时期坚持抗战的故事。所谓“心防”是指战斗在沦陷区的文化战士，自觉地用笔坚守中国人精神上的防线。一九四二年的《法西斯细菌》是夏衍的又一部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力作。该剧以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背景，场景从日本的东京转移到上海、香港、桂林，作家在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转换中，以俞实夫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为中心，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协调政治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剧作在主人公平淡的生活中表现人物个性，选取剧中人物在各自人生转折关口的戏剧场面来表现主题，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

　　在小说创作领域，张爱玲可谓是孤岛文学中最有才华的作家。小说《封锁》发表于一九四三年，故事讲述了在空袭期间上海的一辆电车上，在几个小时的封锁中，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邂逅，并迅速坠入爱河，开始谈论结婚的可能性。然而，几个小时后，空袭解除，电车又开动了，自然两人分开。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无疑在表现：“封锁期间，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张爱玲正是凭借着她出色的艺术表现力，颠覆了现代文学的大叙事，通过小视角表现了深刻的人性隐秘。较之《封锁》，《倾城之恋》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小说讲述的是在日本入侵前夕的香港，一对青年男女经历一场真实的因为日本入侵导致的“死亡和复活的蜕变”。二十八岁的离婚女子白流苏和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范柳原在战争的环境下产生了爱情，可以说，一个都城的陷落成就一段传奇。在张爱玲看来，在那个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时代，女性总该得到一些幸福，不管这幸福来得多么短暂。因为“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她真实地记录下中国最摩登的都市里人们不无传奇的生活，在战争的背景下，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苍凉。

　　此外，在上海写作，作品涉及上海的还有钱钟书。《围城》问世前，钱钟书的博学与才气早已为朋友们所称道。《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匠心独运的小说，作品以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广泛地触及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和人生病态。战争之初方鸿渐留在上海，后到其他地域任职，最后再次回到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和伪君子。他很早就失去了一位好女子，只好和另一女子结合，这给他带来最孤独的感觉。他生活得不舒心，在小乡镇，他怕人倾轧，到了大都市，又恨人家冷淡。人生的虚伪感和寂寞感构成了方鸿渐的精神危机。而在钱钟书看来，人生虽痛苦，但并不悲观，勇于承担、直面现实，这才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

　　同样写抗战中的上海，师陀的《结婚》则描写了上海滩上一群行尸走肉不顾国难、大发横财、尔虞我诈的丑行。作品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为背景，描写中学教员胡去恶，为筹措一笔结婚费用，以自己的两部著作充当抵押，向富家子弟借了高利贷，并且把钱交给股票投机商钱亨去做投机生意，最终人财两空，死在巡捕的枪下。作品运用多视角，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小资产阶级的悲喜剧为中心，对人物进行了深入剖析，表现了夜上海的浮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