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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
沦陷之城
“这里没有古刹的幽沉,租借的喧嚣,年轻人宜于读书,老年人便于休养。壮年人离开这里,走向人世的战场。失败了回来,它安慰你;胜利了回来,它把你需要的安逸给你。”这是李健吾写北平的文字,北平简直是整个中国人的故乡,然而,一九三七年七月北平失陷之后,毫无疑问,它就是一座沦陷之城。随着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断壁,这三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内地,这些学校的大部分教授纷纷随校南下,跋山涉水到达中国的大后方。然而,还有一些资深的成名作家滞留在北平及华北沦陷区,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北平沦陷八个月后,周作人出席了日本文化特务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九四○年,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没有长途跋涉去内地,这成为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周作人及其弟子,还有一些爱好散文的青年作家这个时候开始写些散文。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周作人陆续出版有《药堂语录》、《苦口甘口》、《药堂杂文》等集子,这些散文集子大多讲述中国文化和一些博物知识,反映了周作人素雅淡远的趣味,其中不免也夹杂着幕僚、清客的心态,但是在那些描写浙东风物的小品里,反而出现了苦涩而腴润的风味来。
与周作人不同,北平的沦陷给老舍留下强烈的亡城之痛。对北平文化的喜爱、对故土家园的厚爱,使老舍念念不忘那些沦入铁蹄之下的北平市民的命运。这些人是他最熟悉的老街坊,也是寄寓着他故都幽思和惦念的象征。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老舍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四世同堂》。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以古都北平广大市民亡国之痛为题材而写的悲愤之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在重庆的报纸上连载,全书一百章,八十余万言,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写于抗战时期,第三部写于抗战胜利后赴美讲学期间。小说选取北平西城一条叫做小羊圈的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祁天佑一家四代的遭遇为中心,表现北平人的精神负累,对民族性格进行了清醒的反省。作品没有停留在肤浅的抗敌爱国、民族自尊的层面上,而是在抗战背景下,对北平文化进一步挖掘和透视。作品跨越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作者的笔触触及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街头、城郊、乡村、广场、商店、戏院、监狱、刑场、旅馆、妓院、古庙、学校乃至日伪机关、大使馆,这是一幅沦陷后的北平全景图。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三十个人物,他们中有中学教员、老诗人、拉洋车的、流氓、妓女、汉奸、老寡妇、英国外交官员、看坟的、特务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展示了北平人民的民族气节。
香港·广州·桂林
一九二八年八月,由广州岭南大学旅港校友发起的文学半月刊《伴侣》杂志创刊,从而揭开了香港新文学的序幕。这是香港文坛“第一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海和广州先后陷落,大批内陆作家进入香港,文艺刊物如同雨后春笋般相继创立,香港一下子变成了文化绿洲。寓港文化名人有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陶行知、楼适夷、萧乾、徐迟等,茅盾、夏衍先后主编《立报·言林》、《华商报·灯塔》,一九三五年邹韬奋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大批作家撤离香港。
香港抗战文学的繁荣与大批作家到来有密切的关系,茅盾的《腐蚀》、《白杨礼赞》就是在香港发表的。萧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骆宾基的《庄户人家的孩子》、《红玻璃的故事》,端木蕻良的《大江》也都是在香港创作和发表的。香港抗战文学的另一贡献在于沟通中外文学的联系。一九三八年五月,在香港创办了世界语刊物《远东使者》,一九四○年又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作家》。这两个刊物将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文,从而传播到世界上。
香港本土创作代表作家是黄谷柳,他青少年时期辗转于广州和香港等地,做过苦力、当过兵,对下层社会的生活非常熟悉。抗战期间,黄谷柳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抗战胜利后来到香港卖文为生,创作了长篇小说《虾球传》。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香港流浪少年虾球在香港和广东的流浪冒险生涯。为生活所迫,少年流浪于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游走在善与恶之间,既不乏捞钱发财的快感与自豪,又不无良知未泯的苦闷与自责。《虾球传》的问世引人注目。作者十分熟悉港九、广东的下层社会和黑社会人物,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善于吸收外国作品的经验。小说故事引人入胜,富于传奇色彩,借鉴了《流浪汉》的故事框架,以虾球历险性、奇遇性的经历为主线,同时吸纳西方戏剧“发现”“突转”的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加引人入胜。
茅盾是抗战期间中共作家中的首席小说家,他在抗战时期的生活颇为动荡不安。上海沦陷后,他从香港到了长沙,然后去了武汉,一九三八年移居香港,年底到新疆,一九四○年四月离开新疆,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一段时间,同年十月到了重庆。一九四一年离开重庆到香港,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又从香港逃往桂林,九个月后,在重庆定居下来。由茅盾主编的半月刊文艺杂志《文艺阵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创刊于广州,这个杂志是连结国统区各地作家同解放区作家之间、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之间的纽带。不仅销行于国统区,而且也销行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发表国统区作家的作品,也发表许多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它培植了许多抗战文艺新人和文艺新作品,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沙汀的《老烟的故事》都是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
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是一九四二年在桂林创作的,一九四三年五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印行。一九四二年是民族危难深重的年月,也是悲壮的英雄颂歌的时代,茅盾创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是想以人世百态来表现时代的洪流大潮,这是对文学抗战题材的进一步拓展。茅盾在小说重版后记中写道:农历二月早春的红花是象征真正的革命者,霜叶是伪革命者,这些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事件后,感到幻灭,不久便成为反革命分子。然而,在反革命的重霜下,枫叶一定会红于二月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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