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不扁的玫瑰花

　　自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直至一九四五年光复，台湾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这块岛屿上的汉语言文学长期处于“失语”和“失根”的状态。台湾文学就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殊异的艺术特色，漂泊的孤儿意识和渴望回归的寻根情结成为抗战时期台湾文学的母题。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二二六”政变，台湾知识分子陷入恐怖的精神被虐时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他们取缔汉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台湾人民使用日语。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台湾以中文发表作品是决不可能的。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迫使台湾人民改姓氏、穿和服、信奉日本神道“天照大神”，妄图摧毁台湾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种野蛮的文化殖民政策加重了台湾文坛的苦难，使台湾文学创作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文学就是在这种肃杀的环境下存在的。因此，台湾文学一部分是躲在宁静、纯美的诗化殿堂中去营造自己的作品，景愁、乡愁和情愁在作家的笔下融为一体，凝聚成一种怅然若失的国愁。还有一批作家敢于直面社会，斥责殖民主义、抒发台湾人民的爱国激情。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驱，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坛最有光彩的抗日志士。他始终坚持穿汉服、说汉语、写汉文，两次被日本当局逮捕，一生为反对日本殖民者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而奋斗。共创作小说十四篇，皆贯穿着反抗殖民暴政、唤起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善讼人的故事》是赖和的代表作，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为民伸冤的故事。赖和的作品表现出台湾文学的孤愤特征，并以现实主义同本土特色的统一、民族精神同现代意识的融合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基础，他那坚决抵抗的斗争精神烛照了一代台湾作家。

　　杨逵则是台湾文学中一朵“压不扁的玫瑰花”，他以抵抗与斗争为创作主题，日据时代因反抗殖民统治，先后被日警逮捕十余次。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自创“首阳农场”，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表现彻底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一九三二年杨逵发表《送报夫》一文，此作在《台湾新民报》刊出时即遭“腰斩”，后投寄日本《文学评论》，发表在该刊一九三四年四月号上，不久就被胡风译成中文，收入小说集《山灵》，成为享誉岛内外的优秀之作。杨逵以《送报夫》一举成名，作品讲述一位姓杨的台湾青年，其父拒绝日本公司收买土地而遭毒打致死，他东渡日本谋求出路，以卖报为生，结果被日本老板诱骗盘剥，留在家里的弟妹也死了。作品传达出底层人民深重的苦难和中国台湾、日本送报夫团结起来抗争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从而成为台湾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小说《鹅妈妈出嫁》以官立医院院长中饱私囊，抢夺“我家”鹅妈妈，暴露出异族统治下的“经济共荣”只不过是以政治权力为依靠的巧取豪夺。《模范村》描写的是阮新民外出留学十年回国，回到家乡，一面是当局标榜的经济现代化，一面是“模范村”里一个个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泥娃娃》借家居生活抒发作者对日本殖民化教育下孩子命运的深切忧虑。杨逵的小说写出了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丧失家园之痛，体现出作者深切的社会关怀和鲜明的左翼文学倾向，以及誓死不向殖民者低头的不屈精神，就此而论，杨逵当之无愧为台湾“压不扁的玫瑰花”。 （刘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