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新闻

　　从延安到山西，甘惜分对革命的理解逐渐深入，而他的命运也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我先在《晋绥日报》，然后在新华社晋绥分社，慢慢学做记者。”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他一步步参与进一线的新闻实践。

　　实际上，当记者，可以说是甘惜分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邹韬奋那样，做一个能带给人巨大鼓舞的新闻记者。

　　在晋绥边区，这个梦想成功地照进现实。

　　1945年，为顺应国内外局势变化，甘惜分被调动到司令部，负责每天撰写军情报告送到新华社，在前线供稿，这就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发端。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

　　“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一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完成《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建立起一套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当时，中共绥蒙区党委要创办一份《绥蒙日报》，甘惜分奉命调至此处，成为《绥蒙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又在农村，以一人之力，操办《今日新闻》小报，“每天就用一个小耳机听新华电台的新闻，把它们誊抄下来，贴在村口路边的墙上”。

　　1947年，甘惜分进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感动几代人的刘胡兰烈士事迹，就是在这个阶段经甘惜分之手亲自修改、编发的。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工人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环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49年，甘惜分应中央要求前往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我自己是采编主任，但我还是经常到基层去采访，当时我们刚把国民党赶走，在采访中了解到国民党对人民的残忍呐，无情呐……我在重庆这段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不少消息。”

　　任职期间，甘惜分不仅报道了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下令屠杀政治犯的惨案，还报道了成渝铁路从动工到通车的全过程，更见证了新中国工业由弱变强的崛起之路。

　　回首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这段历史，甘惜分无限感慨——

　　“全部解放后，我们进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地方工厂有很多，不过这时的工厂都是国营企业，资产阶级的大工业都改成国营的了，完全的私营企业都很少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了解了更多工人阶级的劳动。”“101钢铁厂是重庆最大的钢铁厂，我在这里面采访了很多次，了解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感觉到钢铁工业是国家最基础的工业，一个国家连大工业都没有是强大不起来的。”

　　“没有摸爬滚打不行哦，哪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从一名政治教员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甘惜分在新闻之路上的成长与探索，的确离不开“摸爬滚打”。而这数十年的实践和摸索，也为他日后的理论思想奠定了扎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