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教育

　　挺过了“反右倾”浪潮，1968年到1978年，甘惜分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对于此间种种心酸与委屈，他鲜少提及，他甚至认为这些苦痛无足挂齿，因为“这些往事，好多人都能背诵一大篇”。然而，在政治运动中浪费的精力和虚掷的光阴，却成为老人心中长久的遗憾。

　　而实际上，不论是在下放劳动中，还是在派系论争中，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新闻学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只想大事，不想小事”的豁达性格，不仅让他在艰苦的环境里释怀了个人苦难，还让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

　　甘惜分在一篇自述中感叹——

　　“我有约100个笔记本，记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随时运用。我这人很笨，记性也不好，只有笨鸟先飞，下些笨功夫。从1954年到1980年，这26年中大多在政治运动中瞎折腾。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到了老年才进入角色，悔之晚矣！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必须站出来！”

　　1980年，64岁的甘惜分果然“站出来”做了一件惊天之举——他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挥汗如雨，夜以继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新闻理论基础》的初稿！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1986年，甘惜分又创作了《新闻学原理纲要》，不但进一步证明“新闻有学”，而且借此重构了自己数十年来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理论认识。

　　“这两本书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新闻怎么看待的问题。”甘惜分向记者讲述这两本书的意义——

　　“1954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讲课，在我之前没有教材，我就是中国新闻理论教材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叫我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者。奠基者、先驱者、先行者，这都可以说，我是在前面带路，发表了一些意见和观点，但是我没有说完成了，我是打了个基础，不要夸的太过分了。”

　　此外，1986年，甘惜分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1988年，其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与心路历程铺陈于纸上，完成《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

　　“从1954年到大学当教授都几十年了，我觉得我的理论从基本原理来讲是对的，当然是不是很周到，我也在不断修改，使我的理论更加周到，更加完美。”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为了完成对前半生理论成果的修订，甘惜分的思维方式日渐向更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新闻理论思想越来越向广大人民群众靠拢，甚至无惧于“在刀尖上跳舞”，论说他人不敢言之言。“打破报纸的舆论禁区”“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媒介学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时弊的指导。

　　而其在学术道路上的披荆斩棘，则愈发印证了甘惜分反复提及的那个成语——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在求知的进程中，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而来。

　　从教几十年，甘惜分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老祖师爷”，其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虽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的精英翘楚：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广电部门的王锋、王甫……怪不得有诗赞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喻国明回忆：“甘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不敢和老师争论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超过老师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这种另类的激励法，或许更表达了一位学术“大家”的气度和胸怀。

　　一个偶然机会，笔者了解到，甘惜分的这群优秀门生，正在筹备一项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基金的项目，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当被问起当下的进展时，甘惜分却少有地面露难色：“这可难说，我是反对他们的，因为要把我搞得像个创始人，我可不干这种事，自卖自夸，多不好。咱们呐，还是做些具体工作，不要夸大自己。”短短的话语里，还是那份率真和坦诚，让人不禁赞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甘惜分说，他“愿意做一个终生求索的学生，不求名，不为利，只图为人民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的通融与倔强、无畏与谨慎、愚拙与智慧，都让这恍如云烟般消逝的岁月变得充盈饱满。

　　采访的最后，笔者问起甘惜分对“当今新闻教育中欠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观点的看法。他认真地给出了回答：“不能说是教育中有欠缺，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达到。很多搞新闻的人自己懂得马克思主义吗？不懂。”谨以此意味深长的话，留给广大新闻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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