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成了研究对象”

　　流行“交白卷”的年代，高中没有考试，课程和教材也不规范，学习没什么压力。大半时间里，学生们都在“学工学农”。

　　邓秀新学的是机电，物理老师带着整个班到村子里帮忙安电灯，三个学生负责一家，帮村民解决点儿技术活，老师则负责安装电器，“还有人专门到拖拉机厂修拖拉机”。

　　若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彼时的中学教学颇不完备。然而“歪打正着”，这也让他得以亲近自然、认识社会，学工的经历锻炼了他实验室的动手能力，对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上山砍柴时，邓秀新经常见到山沟里生长的野橘子。到了大学，意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专家对此做专门研究。他回到老家山区，将橘子带回做科研，并发表研究报告。

　　邓秀新近期一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也发轫于早已足迹遍布的南岭，“儿时的记忆成了我的研究对象”。

　　多年后，作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校长，面对今天教育的重重藩篱，他常感叹现代学生学业的繁重，呼吁青少年要时常跳出书本，“以多样的方式去接触社会”。

　　在他看来，贡献社会的不仅仅是知识，满腹经纶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个人走的地方越多，看得越多，体会就越深，思维就越活跃，“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

　　1977年8月的一天，在五七中学当老师的三叔带着一张《人民日报》兴奋地找上门，告诉高中毕业回到大山以为要一辈子当农民的邓秀新，“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了”。

　　16岁的邓秀新开始集中精力复习。初中同学刘少德找到学校的一间空房，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两个人挤在一张床板上，共同走过艰苦岁月，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考前的一个情景让邓秀新记忆犹新：两名佩戴驳壳枪的武装人员将考卷从公社保密室押到考场，“多么庄严和神圣！”

　　他响应国家“四化”号召，志愿填了农业机械，最终被湖南农学院录取。

　　“顺境出产量，逆境促品质”

　　“文革”时期的农村经济凋敝，常常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口欠生产队的钱——“超支”，一家“小萝卜头”为主的邓秀新家境遇可想而知。

　　邓秀新至今难忘高中时第一次出门挣钱的经历。

　　听说枇杷叶晒干后可以卖钱，为了凑点学费，邓秀新和姐姐一起上山采摘野生枇杷叶，妈妈负责切成条状并晒干，然后由邓秀新挑到隔壁的省份广东去卖。

　　长期营养不良，这个当时身高不到1.6米的少年郎，挑着两个麻袋，负重五六十斤，走到十里外的姑姑家时，“就差点跌坐在地上”。

　　从白天到黑夜，来回160里山路，邓秀新足足走了三天，挣到了8元钱。

　　睡惯了中学的硬床板，吃惯了咸菜拌饭，一直到大学一年级还穿着补丁衣服，成长岁月打上了艰苦的烙印，也赋予了邓秀新坚韧的品格。

　　三峡库区移民时，已是大学副校长的他借宿在农民家里。同行的人说：“哎呀，您不能住这里，这怎么住啊？”可邓秀新安之若素，“晚上睡得特别香”。

　　他一头扎进果树生物工程技术，硕士期间攻克“柑橘愈伤组织染色体变异研究”课题，博士期间攻克柑橘原生质体培养及植株再生技术，使我国继以色列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获得柑橘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国家。

　　他每年抽出20％的时间深入基层，我国绝大多数种植柑橘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指导培育的“赣南脐橙”远销31个国家和地区，也因此被果农称作“农民的财神”。

　　“有时人生经历逆境并不是坏事。”这位从艰辛岁月中走来的院士常常现身说法，鼓励青年一代思索顺境与逆境演绎的人生哲理。

　　他借助农学知识来教育青少年：顺境出产量，逆境促品质。

　　“比如种粮食、种水果、种药材”，他解释，“顺境条件下产量很高，但是品质不一定能够保证。而品质好的作物，一定是逆境中长出来的，中药材更是。”

　　他举例说，闻名全国的东北“响水大米”，是生长在经过数千年风化的火山岩石顶部的土层中；经过极端寒冷和干旱逆境气候的药材更加地道，如长阳的黄连、东北的人参、云南的三七等，无不是此道理。

　　“植物如此，人也是如此。”邓秀新感激那段艰苦的岁月，磨炼了自己的性格，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今天的时代如何正确面对顺逆境？”一次讲座时，有学生现场提问。

　　邓秀新回答说，尽管今天的时代和自己当年大不相同，但顺与逆是相对的，逆境会帮助思考，帮助反思，人生不可能都是顺境，逆境中要多想想自己的原因，不要怪命运不好，“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雷宇 王雅兰 刘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