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教课的压力倒是不大，隔一天上一次课，空余的时间很多，做些什么事呢？大致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到图书馆看书， “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还请教胡适，“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王国维的是看过的。”

　　陈西滢 （通伯）是文学院院长，“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作，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 自己也写写字，随手画画，这个长久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也没有废掉，现在仍旧。

　　还有一件说了好多年要做的事，终于做了起来。十一月五日致王际真信： “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 ‘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挺难想象的。

　　再就是为一些年轻的文学朋友，看稿、寄稿、卖稿， “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但有时，是又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也是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

　　更可注意的是，即使心情处在糟糕的状态，眼见的当时现实烂污恐怖，沈从文还是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隐蔽的合乎他心性的亮点，看到他想看到的情景，并把它们 “挑选”出来，为之 “发生兴味”： “这几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铜匠打水壶，细细的膊子，圆圆的眼珠，望到那些人，总使我忧愁。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担了小担子满街走，敲打小锣，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颅，用刀沙沙的刮头。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温暖，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这样的眼光、兴味、情感，将越来越清晰地在他的文学中凸显出来。

　　十二月底，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离开待了三个半月的武汉大学，回到上海过寒假，与孙大雨暂住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

　　1931年 任职青岛大学：

　　挚友徐志摩的死亡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

　　一九三一年八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九月七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九妹岳萌相随到青岛读书。

　　一年前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闻一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学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兼学校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中还有专攻戏剧的赵太侔，一年后任教务长。沈从文来的这个学年，文学院同时新聘的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费鉴照。

　　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沈从文来之前，戏称的“酒中八仙”——杨、闻、梁、赵之外，还有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经豪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沈从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这样的人事氛围至少不让他感到压抑；况且，有几位“新文学”的朋友——一九三二年春，闻一多又请来二十一岁的诗人陈梦家担任助教——在大学里同处，也不必再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低人一头。

　　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敏感，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就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自从离开湘西，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岛让他又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系：多年后他在《水云》里回忆说，“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写信给徐志摩，说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到北平，希望能援手为她介绍工作；又说，“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两个月前，新月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选收了沈从文七首诗：《颂》《对话》《我喜欢你》《悔》《无题》《梦》《薄暮》。特别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原文中如此。编者注）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徐志摩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月，离五十岁大寿还早着呢。最后说到自己的写作，“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预备按照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

　　十九日致王际真，说“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应该与创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关。

　　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齐鲁大学见朱经农校长，接着匆匆赶到津浦车站，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找到料理丧事的陈先生，又遇南京来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徐志摩十九日乘邮政航班从南京飞往北平，到济南附近遇大雾，飞机触撞开山焚毁。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格外突兀，让人很难接受。下午张嘉铸和徐志摩的长子从上海赶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车南行。当夜十点沈从文坐上回青岛的火车。

　　二十三日早晨，沈从文一到青岛即写信给王际真，“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二十四日，写信给胡适，谈纪念和追悼的事。

　　十二月十二日，又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他，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而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叙述赶赴济南料理后事的经过；一九八一年，写《友情》，从访美期间拜访阔别五十余年的王际真说起，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其实，在当时悼亡的沉痛里，沈从文默默写了两首诗，《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一九三一这个年份，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这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己可怜自己；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