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今年城镇新增就业要在实现预期目标的基础上，力争达到近几年的实际规模，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促进就业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

　　促进就业面临的形势

　　从静态层面看，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稳增长、保就业的任务较重。

　　就业总量压力将长期持续。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就业增量的高速增长趋势趋于缓解，就业总量由增量驱动型向增量和存量互动型转变。但由于存量基数大，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就业总量依然庞大。据相关部门测算，到2030年之前，我国16-59岁的法定就业年龄段人口基数一直会保持在8亿人左右。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的特性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就业结构调整将持续演变。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的运用，一些在传统领域内就业的劳动者会被挤出原来的就业领域，转岗再就业的人数会不断增加；区域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一些过去吸纳劳动者较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而发生就业容量边际递减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打破，农民工进城就业总量将持续增加，在体制壁垒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平衡农民工就业和城镇人口就业的形势和任务重大；随着新生代劳动者就业偏好的变化，劳动岗位横向位移将更加频繁，新技术的大量应用，劳动力因年龄和知识结构的阻隔，纵向流动的困难更加突出。应对劳动者横向转移就业和纵向流动需要新的传导机制。

　　从动态层面看，就业岗位转换的外部倒逼因素增加，主动调节速度加快。稳岗位、保就业的难度加大。

　　世界范围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经济摩擦导致部分行业和企业的用工出现整体或局部调整，结构性失业进一步显性化。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将直接或间接传导到内部，影响就业岗位的变化。比如，经济摩擦对外向型经济、外贸型企业的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可能导致我国一些行业和企业因经济困难而减少就业岗位，产业挤出效应；世界范围内经济下行和贸易摩擦导致国际产业供应链被动调整，在国际经济再调整、再平衡过程中，国内和国外部分行业和企业为因应变化主动进行产业布局调整和生产线国际范围内移动，进而对我国的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方式产生间接影响。

　　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演进对就业岗位的构成产生影响，其内生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倒逼我国人力资源的布局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移动互联网、3D打印、5G、AI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发生重构，对人力资源布局产生重塑效应。一方面，新技术改革会产生“创造效应”，形成和衍生出一些新就业岗位，但新就业岗位的高门槛会对劳动力产生新要求，一些知识结构老化、技能水平较低、习惯传统型技术的劳动者将难以适应岗位要求，结构性就业不足要求促就业发生方向性变化；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会产生“替代效应”，一些传统型就业岗位将逐步萎缩，导致发生结构性失业。保就业需要新突破。

　　新经济、新业态迅猛发展，对就业市场和就业岗位产生影响，营造了大量的就业空间。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就业发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分享经济为例，《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新业态创造的就业岗位多达上亿人。

　　促进就业面临的挑战

　　促进就业的形势，对我国促进就业产生新挑战。

　　应对结构性失业的挑战。结构性失业是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的主要表征之一。按照西方经济学说，产生结构调整会带来结构性失业。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主要存在于如下方面：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完全被动型结构性失业。化解过剩产能必然会导致大量在岗职工失业，这种失业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被动型失业，具有明显的政策推动性。二是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半主动型、半被动型结构性失业。经济转型升级，一些劳动者由于知识和技术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匹配，导致其因外部因素介入而主动进行岗位调换或被动转岗。目前，我国不少传统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转型升级加快，一些传统岗位被精简，原先在这些岗位就业的劳动者将面临技能提升的新要求，给一些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一些劳动者选择了离岗转岗，这种失业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导致的，属于劳动者个人主动性失业和外部压力传导性失业。三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一些劳动者主动拥抱新经济，“充电”新技术，进行新择业带来的主动性失业。这种失业是劳动者主动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