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上海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按建筑行业的“潜规则”，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接受包工头的指令干活。今年4月15日，他不小心从楼上摔下，造成粉碎性骨折。该农民工对记者说，受伤后没人管他，医药费都是工友一起凑的，包工头仅给了他几个月的生活费。记者找到发包工程的施工公司和包工头调查。公司方面称，受伤农民工20多万元医疗费用和其家人来上海的住宿费都是公司拿的。包工头还依公司的叮嘱，把出院的农民工接到出租房里静养。经当面对质，受伤农民工承认说谎。他说说谎是为了讨要赔偿，不愿耗时费力地通过法律渠道依法维权。其母表示，希望新闻单位给他们做个主，让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知道他们的情况，领导重视了就能给他们解决问题，“就像小菜场买菜一样，大家谈一个价钱解决掉，不要一拖拖个一两年，家里的孩子都等着钱用呢”。（9月19日《劳动报》）

　　毫无疑问，弱势的农民工在法治较为淡薄时期很容易受到伤害，造成了部分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相信问题“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因为“闹”会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从而引起领导重视，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一个时期，对农民工过激的维权行为人们也是觉得情有可原。随着法治的强化，恶意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会逐渐减少，农民工依法维权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否则就会弄巧成拙。

　　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教育农民工遵纪守法、依法维权，也是工会的职责。但教育农民工依法维权并不简单，就如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中受到伤害，本应是工伤，农民工也知道工作中受伤应得到赔偿，但建筑行业工程层层分包，最后接手工程分包的工程队，不会同雇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因农民工不能确定劳动关系，工作受伤也就无法认定工伤了，没有工伤认定自然就没有工伤保险待遇。可是，跟随工程队干活的农民工，如果提出要签订劳动合同，无论包工头有没有法定用人资质，都不会雇用这样的农民工。居高临下地教育农民工要依法维权，恐怕农民工听不进去，农民工会朴素地认为，无论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减少自己受伤害的损失就是对的。

　　教育农民工依法维权，依法提出诉求，需要创造让农民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的条件，有了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农民工接受依法维权和提出诉求的教育。就如针对建筑领域用工的特殊情况，国家推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农民工，按建设项目参加当地的工伤保险。如果《意见》广为成为现实，这就为农民工依法维权提供了客观保障，当农民工工作中受到伤害，就无需“作秀”说谎了。

　　工会教育职工遵纪守法，引导职工通过合法渠道和正常途径合理伸张利益诉求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工会在履行教育职责的同时，还要努力为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推动社会营造一个劳动者受法律保护利益的环境，使工会的教育职责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