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某高校某学院为期一周的查课督课结果公布，有多达46人缺勤或迟到，学院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违纪处分。教育性质的处分无可厚非，但此现象却让我有一点话想说。

　　上面所述现象实在只是冰山一角，让大学课堂“尴尬”的也绝不只是如此一种，诸如迟到、逃课、沉默、低头族等只是学生的家常便饭。对于此，也有教授出招的，有师生双方签课堂协议的，有迟到的学生唱歌的，也有上课前收缴手机的，更有花费心思出狠招点名的……可结果呢，似乎并不尽人意。

　　当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甲方和乙方，当课堂的推进需要协议的辅助，当要以惩罚的方式来杜绝迟到，当大学课堂变成了“一言堂”，当本就不多的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当这样的课堂景象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只好由惊而闻，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看似教授们的“手段”合乎情理，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背后反映的却是另一种“违背常理”：学生听讲，老师授课，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在这属于老师更属于学生的大学课堂，我没有看到求知的渴望和大胆的争鸣，我看到的是无数以“学渣”自居的青年在发呆、沉默或逃离，“低头族”不在少数，沉默的亦不在少数，又是谁让大学课堂如此“尴尬”？

　　他们固然有一千个逃离课堂的理由：“老师讲得没魅力、语言没节奏、就像催眠曲”，“课程太简单，又或者太死板，无聊至极”，“怪天气，非热即冷”，“考驾照、搞活动”……总之，他们总能为自己的某次刻意的逃离找到一千个深思熟虑的“理由”，他们从来只觉得是外在因素的不好，而从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反省或是愧疚，他们让这一切都变得心安理得，并且逐步上瘾，它当然也极具“传染性”，周围的人结成阵营制造着“尴尬”，或许还会在心理暗自鄙视那些“假装正经”听课的人，他们以自己为荣，对自己的“大胆”洋洋得意。

　　时间久了，习惯便成了自然，也就没什么愧疚的了，也不乏内心挣扎的人，细数着心里的不安，要么彻底悔改，要么及时悔改日后再犯，要么索性就让惰性俘虏了自己，边悔改边沉迷，只不过添了许多煎熬和折磨罢了。我们总是惯性的用“大学是自由的”来安慰自己——谁的大学没有逃过几节课啊，可是分享自己逃过课的人后来一般都是小有成就的，而我们呢，日后讲起未必就和成功的人一样。所以，这种安慰和暗示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种自由既可以成就一个人，自然也可以毁掉一个人，而往往毁掉的总比成就的多得多。

　　还有一种大概就是“犬儒主义”吧，一种带着厌倦情绪的负面态度，对于他人行为的动机与诚信都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比如对老师的课就毫无兴趣，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只是期末能否过关，学分能否拿到，就像做买卖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预设并默认老师一定讲的不好，然后干着与课堂毫不相干的事。而对于这一切，教授们还不能过多地加以管制，只能默默地自说自话，不然容易得罪人——学生是容易被冒犯的，一旦你指出的问题异于学生的那一千个理由，就会让学生心里不满。

　　犹记得大一时某个老师说过：“现在的教授越来越没有知识分子的“骨气”要是换做以前，遇上听课的人少时，教授是会拍案而去的，不像现在，全成了迁就。”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该怎么办呢？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该在疑难重重中作出选择了。认真听课，这个可以有；教授，也还是要相信的，只要你信，干货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