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晚清，在历经国内动乱之苦，饱受西方坚船利炮蹂躏后，统治者痛定思痛，在军事建设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倚重勇营、兴建学堂、筹建海军、派员留学，开始重塑军事强国的艰难探索。

　　然而，晚清军事变革的过程轰轰烈烈，结局却分外凄凉。纵观其全过程，得失令人扼腕感叹，更让后世猛然警醒。

　　内忧外患迫使清廷实施军事转型

　　19世纪中叶，在风起云涌的国内反抗运动中，八旗军接连失利，清政府不得不直面八旗军战斗力衰败的事实，起用勇营。

　　勇营制度源于保甲团练，多以地方官员奉命组建而成，起初为应对太平军的地方武装力量，有湘勇、淮勇、豫勇、霆勇等大分支。在组织系统中，以“营”为战斗单位，由统帅指挥，每营约500人，外加长夫（类似于工兵和辎重兵）180人。全营设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共计38队，本身结构简单、容易组合。为配合统领指挥调度，还专设营务处，下分文巡捕、武巡捕、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公牍、书启、方案，构成了整支军队的指挥中心。

　　整体上，其编制固定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较八旗而言，其战斗力更为强悍，因此勇营迅速替代八旗军成为晚清军事力量主要的兵制，也在整体上较快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

　　但勇营制度只是地方官员的应变之举，目的只是为了镇压民变，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变革，清政府对海上力量的重视与发展意义更为深远。

　　当时海权观念方兴未艾，各国海上力量发展迅速。1874年，李鸿章上奏指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世界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抬头放眼看世界。

　　1874年，日军侵台，中国赔偿兵费50万两，清政府深感中国竟非弹丸小国之敌，便向英国联系购买军舰，由此拉开海军建设的序幕。

　　除积极购置军舰，清政府也非常重视军事人才培养，相继派出数批共90多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此外，还积极引入外国智囊，例如法国人毕乃尔、英国人戈登和琅威理，反映出清政府对建设现代军队的渴求和重视。

　　同时，清政府着眼自身长远发展，开始兴建军工厂、军事学堂、军港和基地。相继创立了安庆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江南轮船招商局、金陵制造局等一批在当时有影响力的兵工厂，基本形成了军事工业体系的雏形。

　　清政府还先后创设了福建船政学堂、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等各类军事学堂19所，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人才。1878年，清政府开始筹划建立旅顺军港，供铁甲战舰维修使用，又苦心经营大沽、威海卫等基地，用来巩固海防。

　　在具体制度上，清军也主动与外界接轨，积极融入世界潮流。例如北洋海军在组建时，就参考英德两国海军相关制度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制”、“官制”、“升擢”、“考核”等12个方面都有完备规定，一些观点不乏远见。

　　就以北洋海军而言，它在人员设置、训练组织、礼仪礼节上都与国际接轨，已经慢慢融入世界海军发展的潮流。当时，除在中国的南北洋各口巡视之外，中国海军也经常出现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与济州岛，日本的神户、横滨、长崎，俄国的穆湖威、海参崴等地，俨然已成为远东的海上劲旅，稳操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据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的评估，中国海军排名为世界海军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排在第十六位。

　　这些改变，也确实给晚清军事力量注入了一股活力。对内，清军迅速获得了平定叛乱的能力，保证了国内长达20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对外，清军在东方防备日本侵略台湾地区、朝鲜，西北东北防备俄军觊觎边疆，西南抵抗法军入侵越南，都担当了重任。

　　众多原因导致晚清强军努力难以持久

　　如前所述，种种实际举动已经显示出清政府军事改革的诚意和决心，但保守力量思维固化、官员内耗不断、国民变革意识淡漠等原因，致使其军事变革难以持久。

　　首先，当时清军整体变革的指导思想依然落后。以勇营为例，作为较新的军事组织，它确实给清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但其组织体系依然简陋单薄，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这种制度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勇营中乡土色彩浓厚，各勇营分支招募兵员大都喜好老乡，这就不利于聚集人才。

　　勇营的私人性质也很严重，它的成员全由各级将帅领导招募，效忠的是个人而非国家。另外，这种兵制十分随意，招募为勇、遣散则为民，兵员缺乏地位认同感，没有崇高的战斗信念。待到甲午战争后，与外国新式陆军兵戎相见时，勇营制度的没落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清廷决策层的种种弊病积习延误了其军事发展的宝贵时机。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知识分子就直言社会积弊，呼吁大刀阔斧改革。但当时战事已过，社会逐渐恢复歌舞升平，国人对往事也不愿多提，讨论时政弊病反而成为统治者的忌讳。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清朝失去了鸦片战争之后20年的“改革机遇期”。后来，由于内忧外患的刺激，终于使满清统治者清醒，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但随着同治帝崩逝，统治阶层的一系列顽习又重新出现，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最具代表性。

　　据学者考证，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而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即用去2000余万两，这一举动使海防建设陷于停滞状态。当时，李鸿章深感北洋舰队装备日益陈旧，在《校阅海军竣事》的奏折中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但不管有识之士如何忧心忡忡，慈禧却仍然大兴土木。

　　问题不仅在于慈禧，整个清廷的决策层同样没有危机感。晚清光绪年间，朝廷内开明的恭亲王遭罢黜，保守且缺乏远见的醇亲王掌权，性格贪私的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导致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内部动力。比如，海军衙门成立后，被一批满洲权贵操纵，他们根本不重视海防以及海军建设，将珍贵的海防经费肆意挥霍掉，却不知国难即将当头。

　　第三，当时社会人才的培养和军队将领的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军事建设的需求。对于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来说，不但要有新式的战船枪炮，还需要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严格正规的组织训练和优秀的军事管理人才，在这些方面，清军观念保守、内耗严重。

　　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计划分3年派遣幼童120名赴美系统学习军事科学、航海、造船以及测绘，计划15年学成回国，期望他们成为救国兴业的骨干人才，这本是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培养栋梁的宝贵机会，但却因保守分子反对，9年后清廷突然将其全部撤回。

　　在当时私军性质严重的情况下，不同军队将领的思想往往不相一致，未能形成坚强合力。例如在国防观念上，李鸿章倡导海防，而左宗棠力主塞防，争议历经半年之久。直到中法战争时期，左宗堂由西北调至东南，深知海防的重要，才开始支持海防建设。但左宗堂率军西征花费军饷超过一千万两白银，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北，以致延误了海防建设。

　　另外，在北洋舰队蒸蒸日上之际，却发生了一次排外潮。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林泰因不满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治军过严，与琅威理发生冲突并导致其辞职，中英海军关系因此恶化，英国撤回水师学堂内全部英籍教练，并拒绝中国第四批海军学生赴英留学，这不仅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建设的标准也在不断下降。

　　最后，缺乏制度建设和全民关注参与，让晚清军事变革难以继续。审视晚清的种种军事变革，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局限性，很难真正凝聚整个国家的力量和智慧。

　　一方面，清政府未能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推进军事创新。以当时新兴的海军建设为例，几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缺乏中央的整体规划，只是由沿海各省分别负责，开始的十余年间各自为政、制度各异。而当时声名远扬的北洋舰队也是在李鸿章的鼎力坚持下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直到1885年，清廷诏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管海军建设，但此时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

　　另一方面，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廷仍然固守陈旧思维，对新事物犹豫不决，无意于启发民众思想。比如在当时，对于铁路电报，“言其得者以为可以富国强兵、言其害者至比之洪水猛兽”，清廷态度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整个民族难以形成真正研究和践行改革的风气，导致其军事变革实践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晚清军事自强运动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纵观古今中外军备竞争的历史关键时刻，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和平时期，军事变革都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但当战争来临时，却是山崩地裂、摧枯拉朽。因此，谁抢占了应变先机，谁就多一分胜算。

　　1860年至1895年，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实业经济迅速发展，国外列强相互制衡，这些都为晚清时期的军事转型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比较充沛的时间，但清政府却没有把握住。

　　其实在19世纪中叶，魏源在《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中就已经开始倡导设立船厂炮局、训练新式海军、制造商船、发展航运乃至保护侨民、开拓殖民地等思想，这比马汉的思想早近半个世纪，但可惜没有受到重视。

　　反观日本，虽然其迟至1853年才被美国舰队强行打开国门，但其觉醒改变的速度和力度却远胜于当时的清朝。从1853年开始，日本便积极购买军舰，至1868年已累计百余艘，而此时清军所购数量仅不足30艘；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多次捐出皇室费用用于军事建设，与清廷皇室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形成鲜明对比。

　　1886年，北洋舰队部分舰船赴日油修。期间，中日双方人员发生冲突，共伤亡84人，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直至德国驻日公使从中调停，双方才达成和解协议，史称“长崎事件”。

　　1891年，日本为向中国示好，特邀中国海军来访。6月26日至7月18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访问日本。同年8月20日，日本舰队回访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定远”、“镇远”铁甲战舰的威力，令日本海军深感忧虑，立即决定将日本海军船只扩增，以备与中国对抗。1892年，日本完成其军备计划，经过改造后的陆军兵力在战时可达23万人，而海军舰船总吨位达6万多吨，并于1893年设立海军司令部。

　　除了军备成熟外，日本对中国陆海军状况也有清晰了解，日本人很早就有计划地从事中国情报搜集工作，通过使领馆官员的分析报告、军事人员的观察访问，以及大批间谍活动，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1894年4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司令部第二局刊出《清国海军编制》，书中对威海卫、旅顺海军基地聘用国外教练人员均有详细介绍，对中国海军动态及军力十分了解。

　　1894年3月29日，朝鲜东学堂起义爆发，原本是一起地区性的民乱，但等待时机侵华的日本果断利用这一事件，引发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早就处心积虑，以图谋取东亚霸业，相继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又经壬午、甲申两度兵染朝鲜，苦心试探。而中国正当晚清末世，暮气沉沉、人才消糜、上下困乏，与日本交战连接败北，引来列强相继瓜分。

　　1895年甲午战争的溃败，标志着晚清军事自强的全面失败，虽然转而在新式陆军上继续努力探索，但已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命运。历史就像暗礁林立的大海，等到浪潮退去，晚清军事力量这艘自身缺乏动力的旧船便永远地搁浅在了岛礁上。

　　（作者单位：73031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