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王阳明，一向极重于其思想之研究，盖阳明之心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且其后影响未泯，延绵至今。阳明的思想有此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对于时代变化的启蒙作用。

　　明朝自成化开始，在商品生产冲击之下，社会已经隐然而变。其后的弘治一朝，史上虽称“中兴”，其实是对于其所不理解之社会现象的整顿，故其君臣皆正人，努力十余载，终以无果而终。于是正德以后，历史变革之要求，再次凸显。

　　阳明学虽称“心学”，其实是一门务实之学，是其以救世出发而倡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即今日中外学者所谓“从王阳明到李卓吾，为个性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因知晚明社会之变化，与阳明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阳明之学与白沙、若水的“江门之学”一样，皆出于宋儒之陆学，虽然走向了不尽相同的流派，本身则必然有其共通的一致。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代的思想学术，在王、湛的时代，从开国初朱学的一统天下，逐渐走向了对陆学的继承。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几代学者苦行的个人修为，虽造就了一批思想学术的继承者，但却将他们的学术打造成了小圈子里的一种精英思想，而无法吸引更广大的民众，也无法形成带动社会变化的思潮。但是社会变动日渐显著，必然要求思想的精英们改变过去那种自我修养的模式，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去面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于是一批社会地位显赫的学者应运而生。王阳明即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正德初，阳明因触怒刘瑾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驿为僻远之地，数年之间，无书可读，只能“日绎旧闻，修身悟道”，却居然给他悟出了一个“格物致知，当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的“心学”要旨。这不仅是阳明生平学术发展之关键，且成为他以自身的学术去因俗化导民众的一次实践。

　　阳明的另一次重要社会实践活动是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由此，他军事与治世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其以道德规范因俗化导的主张，也再次得以实践。阳明“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相辅的治理之道，也便由此而生。

　　这是阳明在功业上的第一次成功。阳明的第二次功业之成就，在正德十四年平南昌宁王朱宸濠之叛。这是一次突发的军事动员，而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批文吏的投效：“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顺，郎中曾直，御史张鳌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感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这在有明一代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也为阳明此举注入了更多文化的背景：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次对于叛逆宗藩的军事行为，阳明的学术思想伴随着他的功业深入到了官员士子们的心目之中。

　　迨武宗去世，世宗以外藩入继，于阳明事迹多有所知，即位后即拜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论功封新建伯，颁世袭铁券。然嘉靖初年，政争日激，阳明身陷政治漩涡之中，在官场颇受阻抑。这也并不奇怪，阳明的学术本身即推动士大夫思想与社会之相融，而极易为上至士大夫，下至民众们所接受。这对于世宗们实在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在阳明看来，很多学问并不需拘泥于形式，他甚至认为士大夫之事君，不必从一而终。对于国君的失德，必须谏言，不仅要培养士气，也要培养君德。这些自然是当政者难以接受的。

　　因此，我们说阳明学说是明中晚期的一个文化标志。它适应了时代发展，既是推动社会变化的思想基础，也是时代变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