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余敦康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家，他曾总结自己研究重点在儒学、玄学和易学三大领域。他在这三大领域都有独到建树，成为中国哲学领域最富有思想创造力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从魏晋玄学起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玄学做了翻案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易学领域，其易学思想卓然成家，为海内外学人所推崇；此外，他对于夏商周三代宗教、先秦儒道法各家以及汉代儒学、宋明理学等，均有深入探索，形成了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完整看法，并由此上升到对于中国哲学的总体特色的归纳总结。本文从易学、玄学与中国哲学的一般问题三个方面，对余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简要总结。

　　从《周易》经传的诠释中探寻中华文化精神

　　余敦康的易学研究，首先面对的是经传关系这一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易经》和《易传》的关系，近代以前基于经学传统，主要将《易传》看作是对于《易经》本意的阐发，而近代以来疑古学派则严格划分经传，强调二者的差异。余先生对于上述两种易学观均提出批评，他认为，传统的以传解经和牵经就传，意在守护儒家“四圣一揆”的道统传承，但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则是有见其同而不见其异甚至穿凿附会，为价值而牺牲了历史的真实；疑古思潮下的近代虽完全分立经传，却有见其异而不见其同，为真实牺牲了价值，沦为历史考据学。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他不赞成的。余先生致力于在二者之外探索一条兼顾易学史研究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的新路径，即在易学思想史研究中，探寻文化价值形成过程，使得易学史研究与轴心突破期所开创的价值世界相连通，这的确是一种更为深邃高远的易学研究理路，也与余先生本人的文化忧患意识密不可分。在此理路下，余先生认为：“在《易经》和《易传》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其联系则表现为《易传》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以传解经，牵经合传，使经、传共同体现一种易道，而这种易道也就代表了轴心期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余先生对于经传关系的观点，高屋建瓴且别开生面，他所以能在众说纷纭的经传关系上提出新解，是因为他立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变这一独特视角，在复杂多变的易学史中发现了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进而同异互现，同时纠正了经学与反经学两种立场在易学研究中的偏颇，大大深化了对此问题之认识。

　　在经传关系研究方面的突破，使他的易学研究建立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之上，即以探究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为目标，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对《易传》思想的深入挖掘实现的。关于《易传》，学界历来有属于儒家与属于道家之分，余先生认为，《易传》并不单独属于某一门派，它是综合战国诸子思想的结晶，它对于《易经》的象数与义理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得二者在阴阳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结合，在天人观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它一方面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观，却克服了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缺陷，在道家的天道观中注入了人文道德精神；另一方面吸收了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却通过道家天道观的引入而克服了儒家道德形上依据的不足，实现了自然与道德、是与应该的统一，标志着中国传统宇宙观的正式形成，并对以后的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余先生指出，《周易》天人观的特点，是一种天人合一之整体观。天地运行，阴阳推移，变化日新，生生不已，但又无思无虑，无计度、无造作、无好恶，《易传》所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显然近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这就是老子称之为“玄德”的那种东西。但是，这个世界毕竟是包括了人的参与，所谓天地人相参，一切天地变化都是人心目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与人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而从人的观点看，这种阴阳流转、生生不息、万紫千红的宇宙演变，就是盛德大业，它“显诸仁，藏诸用”，经过了人心的感应和自觉，宇宙又具有了人文道德内涵。不仅如此，《易传》还认为人是可以将天德发扬光大，因为“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即天人接续之际，人性并非无源之水，人所禀赋的善性乃是从天道而来，乃天地所孕育显化。余先生引金岳霖论道的观点，认为这种宇宙观既不像印度的“如如”那般使人完全消弭于大梵中，这样虽然在感情上最为舒适，但此种舒适毕竟是以人的自我遗失为代价；也不像古希腊的逻各斯那样，导致人与自然的紧张。易道是“由是而之焉”，它使得人的情感与理性同时得到某种抑制，又同时得到某种满足，从而达到了情感与理性之中道平衡。他指出：“我们研究《易传》，没有必要再重复由历史所造成的那种‘以物观物’的学派成见了，而应该学习庄子那种‘以道观之’的超越态度，站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宏观角度，把它看作是儒道两家思想不分轩轾的互补，是先秦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它非道非儒，亦道亦儒，是一种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的新型世界观。”余先生这种对于《易传》天人观的论述，可谓高屋建瓴，得其肯綮，既揭示了《易传》天人观的思想线索，又暗合于现象学的基本观点，以“显象”意识取代了原先所谓的客观对象化研究思路，其思想深度超越了前人的探索。

　　可见，他并非只把这部“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典籍看作是一部古书，在他心目中，这部人类奇书依然活在当下，那依然活着的就是中华文化精神，所以他的易学研究，便成了探求民族精神生命的历程，正是这一高远的视角与理念，使得他的易学思想上接轴心突破期所开创的价值世界，下贯当代中国人精神渴求的现实，显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在易学研究上获得了新突破。那么，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就是《乾卦·彖传》所说的“太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他认为“太和”即最高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保合太和”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断地进行调控使之长久保持，来造就一种符合人所期望的万物繁庶、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余先生认为，和是儒道两家共同的价值观，老子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的学生有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分别强调了自然与社会之和谐，《易传》综合了儒道两家和的思想提出了太和观念，其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据对支配着自然界的那种和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来谋划一种和谐、自由、舒畅的社会发展图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余先生认为，和的达成源于阴阳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消长，《易经·系辞上》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意味着事物内在地就是由差异的两方面构成，没有差异和不同就没有和，差异乃是事物生生不已持续发展的内在生机活力，而和乃是通过阴阳对立面彼此作用的动态平衡而实现的。有差异就有斗争，在矛盾激化时，斗争甚至会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进而产生革命，导致对立面的转化，革卦就描述了这种情景。但是，《易传》思想中的革命并不以消灭对立面为目的，革命本身的目的依然是和，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建新的平衡。他引用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的话加以概括：“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既然阴阳双方性质与行为方式彼此相反，就免不了产生摩擦、矛盾和冲突，但如果冲突不导致新的太和，而是将差异消灭，则会窒息事物内部的生机与活力，也违背了天道本身。

　　余先生认为诠释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唯一进路，他的易学思想其实是在研究、反思易学思想史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他对于易学文本与研究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结果。他对于先秦易学、汉代易学、宋代易学以及近代易学，都有独到深入的研究，各成一家之言。另外，基于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理路，他还对于易学与历代政治演变的关系，易学的管理学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索，意在打通易道与人伦日用世界的连接渠道，将形而上的易道转变为一套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可以说，在20世纪的易学史上，就易学思想的系统、深入和独创性而言，余先生的易学研究成果可谓最具有代表性，达到了时代精神的新高度。在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中，他是同时从思维模式、价值理想和实用性操作三个方面入手并且形成了完整易学体系的学者，尤其是他对于《周易》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总结，对于中华文化复兴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