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说他的易学研究旨在探索中华文化的生命，他关于魏晋玄学的探研则与个体生命的境遇与出路息息相关。他曾经自述其研究玄学的思想动机：“我对玄学，情有独钟，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金岳霖在《论道》中所说的，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得到情感的满足，从而产生一种‘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的精神效应。”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改造，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一直到1978年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其间二十多年的蹉跎岁月，消耗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但这并没有带来生命的沉沦，却促使他在魏晋玄学中发现了一片新天地。他在极其苦闷的情况下阅读玄学家的著作，发现自己的性情是如此地契合于他们，他从中找到了莫大的精神慰藉。但是，玄学对于他不仅仅是个人寄托而已，他开始从自己的独特生命体验入手，重新审视玄学史上的重大学术问题并收获颇丰。他说，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观照下，许多单纯训诂式的问题，比如郭象到底是否剽窃了向秀等，在他的心中突然成了次生性问题，而魏晋名士“少有全者”的命运坎坷，则牢牢吸引住了他，促使他从言意之辨的视角，透过那些眼花缭乱的言语名相，去探求玄学家们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他所做的正是得意忘言的工作。他由此断定，玄学家在极其苦闷凄惨的个人命运中，依然苦心孤诣地去探求天人之际的新义，解决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才是魏晋玄学的真正本质，玄学研究由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余先生对于从正始玄学开始的魏晋玄学史，进行了完整系统的历时性研究，这种研究是在冯友兰、汤用彤等前辈的学术成果基础上进行的，他曾经深情回忆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研读老师们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玄学成果所给予他的思想触动，虽然当时已经把玄学定义为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尽管他的研究深受师辈影响，却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比如冯友兰将玄学称为新道家，容肇祖界定为自然主义，汤用彤虽然强调玄学兼容儒道，但主要从本体论立场展开研究，而余敦康的研究则有明显不同，在主张玄学兼容儒道方面，他显然受到汤用彤影响，但他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了，一方面将玄学思潮和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状况紧密结合，从历史深处中探寻玄学思潮演变的现实动因，从而把玄学从一种被抽离出来的本体论哲学，还原为与社会历史和政治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学，并从政治与历史的演变中探求玄学义理的深层成因，使它成为一种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活生生的思想存在，从而补足了为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用”的一面，这是对于作为文化哲学的玄学整全形态的复活。其次，他的玄学研究还更上一层楼，将玄学理论提高到文化精神的高度加以阐发。不管玄学思潮是偏向于名教还是自然，或者是力图会通两者，反映的都是他们在当时特定的时势之下，士大夫们探索天人之际以寻找安身立命之道的努力，而此种探索必然契入文化精神深处，并通过他们的生命的挣扎与体征，丰富和补充了文化精神的内涵。所以，在他的笔下，看似高深莫测的玄学家们，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他们的个人苦闷与精神探求也被提升到文化精神的高度加以阐发。

　　由于将玄学家的人生苦闷提升到了文化精神的高度，便使他的玄学研究与易学研究得以沟通起来，尽管从研究的顺序而言，玄学的探索要早于易学。他认为：“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地投入这场讨论的……在那个悲苦的时代，玄学家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企图克服自然与必然、应然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够结合的玄学问题，无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时代特定的时代精神。”可见，玄学的主题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这在中国文化精神的语境中，其实就是儒道关系问题。基于此种观点，他历时性地分析了各阶段的玄学家们的思想建构，认为从正始玄学的儒道互补，到魏晋之际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元康年间郭象论证“名教即自然”，使得儒道会通问题暂时从理论上得以解决，玄学史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郭象的体系也暴露出新的局限，无法继续抚慰动荡时代人们不安的心灵，思想史必然翻开新的一页。但他强调，由玄学家们用生命体征并深入探索的儒道会通的文化价值理想，将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探求生命安顿和精神升华的不竭原动力，并继续对于中华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两方面的探索，不但拓宽了玄学研究的视野，也大大深化了对于玄学思想内涵的认识，使他最终建立了20世纪下半叶玄学研究的新范式，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