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诠释经典中创立新说

　　在易学之后，余先生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他将探索的课题进一步指向更加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并在70多岁退休后连续推出几部力作，力图从古代宗教中寻找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这方面，他深受雅斯贝尔斯轴心突破理论的影响。余先生对夏商周三代宗教进行分析，以便探索“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的文明状况，以及古代宗教向哲学转化过渡的思想进程。余先生曾经谦虚说由于年事已高，此一课题对于他已经是个无法完成的工程，但他在这一领域的耕作，无疑预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方向。

　　余先生在70多岁后，就中国哲学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诠释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唯一进路。这无疑是受到了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他认为现代西方诠释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极对抗，唤醒了西方人的价值意识所导致。他认为，诠释学绝不是只有西方才有，中国从先秦开始就已经有了诠释学，历代哲人都在诠释轴心突破所形成的经典，并在诠释中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同时也将自己的思想看作诠释玄学和易学的产物。于是，关于哲学和哲学家的关系，他提出了如下观点：“我们现在从学理上说，一个哲学家，他如果离开了哲学史，绝对不能成为哲学家的，因为哲学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你已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你得把前面的东西读一遍，想一遍，你标新立异，完全反对前人也可以，但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诠释得来的。”这一结论并不限于中国哲学，而是对于哲学发展一般模式的概括。

　　他强调指出，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转化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学者要有自我。他举例来说，经学家有自我，他们诠释经典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于是在诠释中创立新说，进而完成了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跳跃，而没有“自我”的经学史家们永远不能化蛹成蝶。总结余先生这方面的思想，经学家伊始自然是要我注六经，但是，一旦他们将个体独特生命体验投入经典诠释，在其中融入自我的生命、担当与关怀，就会将自身的精神生命与古人打通，在经典中发现新的天地，哲学家由此诞生。

　　所以，他关于古代思想的研究具有现代气息，是因为他从古代哲学中发现了学术生命与民族精神活力之源，而如何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了他思想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许多人至今依然陷于中西之争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无力自拔，而余先生则坚定地认为民主科学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化相贯通，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旧邦新命”。

　　在84岁高龄时，他总结了自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发现：

　　一、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和谐精神，为此应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宗法制度这一内在线索；

　　二、在对中国文化源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的关键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整合是民族整合的前提与基础，中华民族方能虽平行而并进，虽多元而一体；

　　三、中华文明在道统、政统、学统、俗统四要件的内在构成及有机运动中发展，其中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合理张力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关键。依据普遍性的价值原则进行文化整合，还是为维护个别集团利益实行权利整合，是中国历史兴衰的重要原因。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将中国哲学家称为“论道者”，以表明他们与西方哲学家的独特性。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论道者”，他的哲学思想是将自己独特生命体验投入经典诠释之中，将个体精神与民族生命整合融通的产物，目的在于为民族文化生命与个体生命的安顿寻找新出路。牟宗三曾经将哲学称之为生命的学问，哲学对于个体和民族都具有安身立命的功效，此种功效通过中国哲学为己之学的功能奠基，通过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文化理想来实现。生命的学问必然会有生命的表达，论及余敦康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除了上面所叙述学术内容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方面，就是他真正将个体生命与自己的学问打通，进而在恢复中国哲学本有的精神与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作者：赵法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