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

　　◇在台大求学阶段，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或许稍值一提。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其故无他，阅读外文名著必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因此不知不觉“苦读”了一些大小不拘的名著。

　　◇在哈佛有两位重要的先生，循循引导我步上研究的旅途，其影响既大且深。其一为史华慈教授，示知我如何以批判的眼光，处理中国思想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把我从西学游骑无归，拉回到中学，他认为我原先些许的西学背景，定将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色。有鉴于我的中学底子不足，史华慈老师介绍我到耶鲁大学向余英时教授求教。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

　　◇当时我的所学与史语所“史料学派”的学风，确有落差，最后，竟能梦想成真，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第一个职业，也是最后的一个职业。在所，如老僧入定，经常孤灯守长夜，但能摒除俗世的烦扰，尚友古人，竟也乐在其中。

　　“思想的芦苇”（thinking reed），明眼人一望即知，系借用西哲巴斯噶（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名言。他在其名著《沉思录》（Pensées）里说道：“人像似存在中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巴氏以“能思考”来彰显人无比的尊严，以对抗浩瀚而无意识的大自然。我的命题虽如是，却意不在于此，它只不过要供出：个人微不足道的知识探索，说穿了，也只能是“思想的芦苇”的一己之见，盖难脱野人献曝、敝帚自珍的俗谛。

　　以下，我想挪用些许的篇幅，对我的学思历程略作交待。个人知识的养成教育来自三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台湾大学（1969-1975）、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977-19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迄今）。兹略述如下：

　　首先，台湾大学乃台湾首善的学府，自不待多言。1949年，傅斯年（1896-1950）临危受命出任该校校长仅一年有余，却立下自由、独立、多元的学风，影响迄于今日，而为师生所感念。台湾四边环海，位处东、西交通枢纽，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欧风美雨的笼罩之下，1970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风行。年轻学子人心惶惶，无不戮力突显个人的主体性，亟求作生命的抉择，“苦闷的象征”乃为其时精神的共相。

　　但有趣的是，人文研究的走向，却与存在主义的风潮背道而驰。台湾学界当时面临崭新一波西潮的洗礼，与“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 or logical empiricism）相互呼应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骤然跃为人文研究的主流趋势。要知“存在主义”与晚出的“逻辑实证论”原本便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的师长辈多半从美国学成归国，无不主张从“社会科学”下手，方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唯师命是从的我，于是便到处修习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课程；甚至也到哲学系选了“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科学哲学”、“语意学”，前三门课是与林正弘老师修习，最后一门课则是与一位美国教授（PerrySmith）上的；也旁听了“文学批评”、“物理学”、“微积分”等，但都不了了之，一心只以“世界知识公民”自勉。

　　在大学二年级，由于上了杜维运老师的“史学方法论”，激发我对“方法论”的高度兴趣，又延伸到他系旁听了杨国枢老师的“人格心理学”和李亦园老师的“宗教人类学”的方法论。治学虽勤，但也搞得六神无主。

　　好高骛远的我，总是想找出一条终南捷径，俾便攀爬学问的巅峰，“方法论”无疑就满足了我天真的想法，以为有此利剑在握，即可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不料有天，我与蒙元史的萧启庆教授分享此一想法，却遭当头棒喝。记得他说：“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刹那间，我雄心坠地心茫然，顿萌光阴虚掷的感触！

　　所幸来了两场及时雨，即时挹注了失落的心灵，再次鼓动我追求知识的热情。其一，从海外返回的客座教授蔡石山先生当时开设一门“西洋史学史”，课堂所用的教本《历史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交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提纲挈领、条理清晰，极适入门者，因此读来兴趣盎然。偶尔碰到一个英文辞汇：“historicism”，翻遍普通的英语字典，却无从得解。好奇心的驱使，我便着手搜集相关的资料，日后竟成硕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台湾世界史的水平并不高，鲜有人以西洋史做为论文题目，但指导教授陶晋生老师本身系宋金史的名家，却给我极大的发挥空间，让我放手一搏！由于经营既久（从大二至研二），“历史主义”的论文后来出版，评价还不恶呢！

　　此外，就读研究所时，复逢林毓生教授远从美国回台义务讲学。林老师授课观点新颖、热情洋溢，甚富感染力，他引介了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博兰霓（Michael Polanyi,1891-1976）、韦伯（MaxWeber,1864-1920）、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等，令人耳目一新。课堂上座无虚席，不乏来自各校的好学之士。他精彩的授课，让我对西方的学术重镇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有次，我便自告奋勇地告诉林老师，拟以“比较思想史”作为未来治学的标的，但林老师告诫“比较思想史”委实不易。最后，我只好带着满腔的疑惑与不解，踏上前往西方取经的道路。

　　总结在台大求学的阶段，利弊参半。益处是开放多元的学风，令我早熟又不成熟，博学无所成名；其弊则是：除了念了上百篇的论文，协助杜维运老师编选了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之外，国学的基本工夫几乎付之阙如，对冥冥之中将以治中国史为志业的我，无疑是项与生俱来的弱点。

　　在台大求学阶段，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或许稍值一提。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其故无他，阅读外文名著必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因此不知不觉“苦读”了一些大小不拘的名著，举其例：结构功能学派莫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厚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或交换学派贺蒙（George C.Homans,1910-1989）轻薄短小的《社会科学的本质》（TheNature of Social Science），纳格尔（Ernest Nagel,1901-1985）的巨著《科学的结构》（TheStructure of Science: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等，不意日后竟方便与西方学术接榫。例如：赴美第一年，初到匹兹堡大学，与许倬云老师学习社会史；在政治系“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课堂上，便权宜借用了神学大家田力克（PaulTillich,1886-1965）“终极关怀”的观念，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初稿；又在修习“古典社会理论”时，因表现超出意表，社会系有位教授竟鼓励我转到社会系。但，当时我一心向往西方学术净土的哈佛大学，便就作罢。

　　在哈佛的时代，西方学术波澜壮阔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不时沐浴在浓郁的智性氛围里，名副其实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有幸得以亲身领略西方伟大的学术传统，不啻是作为学生最大的福气。

　　当时我充满好奇心，宛如脱缰野马，丝毫不受控制，到处听课。虽是主修历史，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外系的课程，尤以哲学系为最。我对《正义论》（ATheory of Justice）的劳尔思（JohnRawls,1921-2002），更是每课必与；辩才无碍的普南（Hilary W.Putnam,1926-）的课，我也是常客。德人赫里希（Dieter Henrich,1927-）所开的“黑格尔”（Hegel）课程，令我警觉到即使英美名家所述的黑氏哲学，究竟只是雾里看花，只能得其形式，难以取其精髓，何况文化差异甚大的东方人呢？如此下去，我终究还是落得“文化的消费者”而已，谈不上是个脚踏实地知识的制造者。所有一切在拙作《哈佛琐记》已略有陈述，于此不再赘笔。

　　总之，在哈佛有两位重要的先生，循循引导我步上研究的旅途，其影响既大且深。其一为史华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他以比较思想史驰名于学界，尤以比较中西思想交涉的《严复》一书，脍炙人口。约言之，史华慈老师示知我如何以批判的眼光，处理中国思想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把我从西学游骑无归，拉回到中学，他认为我原先些许的西学背景，定将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色。若说个人的问题意识与传统的提问，略有不同，这都要归功于史华慈老师的规劝。但个人研究成果的良窳得失，则尚待学界评断。

　　有鉴于我的中学底子不足，史华慈老师介绍我到耶鲁大学向余英时教授求教。在留学期间，往返于两所名校，精神乐不可支。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清初的陆王学派：李穆堂”便是他给予的。当余先生建议从李绂着手，我甚至连李绂是谁都不知晓？李绂在有清的儒学发展，本来就罕人闻问，除了太老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专章处理，梁启超也只有点到为止。因此，令我无所傍依，只能中规中矩，读完李绂不算少的全集，从中慢慢得出一些看法，算是顾炎武所谓的“采铜于山”吧！

　　在治中国史方面，余老师为我立下一个学习的典范。他不止是位“经师”，同时也是位“人师”。他高风亮节、有为有守的人品，令人由衷地佩服。作为经师，他来者不拒，提携后进无数。本身问学始终如一，不只中学根柢深厚，西学也运用得收放自如；他选题尤为别出心裁，一有创获，深入浅出，广为士林所传颂，其影响至有逾于专业的藩篱，而为学界所宗。

　　在哈佛挂单六年，毕了业为何去何从，着实有不少的挂虑。若留在美国，以我半生不熟的表现，顶多只能谋个小学校任教，讨个生活而已。因此不如归去，而幸运地在故乡学长的帮忙，竟然有四五个去处可以接纳我，令人喜出望外。最终，我选择了史语所，如今看来，这是一个正确不过的抉择了。

　　当时甚至有友朋邀约至社会科学的单位服务，鼓励我专攻社会理论或西洋史学，但我内心除了史语所，并不作他想。因为史语所根柢深厚，久享汉学界的盛名，加上伊悠久的实学传统恰可以弥补我为学的弱点。记得头回讲论会报告，便被资深研究同仁质疑史料的版本问题。师友之间的问难更是常事。偶有疑惑，立有诸多方家可以随时执经请益。诸如总总，令我受益匪浅。日后，印证我先前的想法并不差。

　　其中有个插曲：当时我的所学与史语所“史料学派”的学风，确有落差，连两位受业老师都不看好我会被接纳。最后，感谢幸运之神及诸多学长的眷顾，竟能梦想成真，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第一个职业，也是最后的一个职业。

　　在所，如老僧入定，经常孤灯守长夜，但能摒除俗世的烦扰，尚友古人，竟也乐在其中。时光蹉跎，年事既长，不觉之中，由史语所的学徒，至忝列为该机构的负责人，不禁有稍许的感触想一吐为快。我时将史语所喻为少林寺，于其内武艺精进、修持最高的僧人，往往并非方丈或掌门人，而是躲在藏经楼里的扫地僧或深藏不露的苦行僧，他们耐得住寂寞，最能体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理了。置身于讲求“效用”的华人社会里，能够坚持一生唯一念，以学术作为终身的志业，委实非为易事。

　　总之，我所经历的这三个学术单位具有共同的风气：自由、多元、容忍；对雄心大志的初学者，无疑是最佳的礼物。史语所极适合经营长时段的学问，经久的锤炼最能孕育，虽非举世无双、但绝对是别有特色的大学问。虽说史语所有此利基，但个人缘先天的限制，总有辜负之憾。年轻时，伟岸自喜，作为理论先锋，性喜高谈阔论；个性孤僻，但却为友朋所容忍。大学时或许受“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感染，让我对学问的品味始终停留在唯美的感觉，美其言就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欠缺前辈学者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的使命感，所以治学究竟难登大雅之堂。套句俗语，充其量只能是“温情的小资”，而难成大器。

　　末了，史语所曾被喻为“学术的麦加”、“学术的净土”、“学术的圣殿”等等，这些无疑是前人所留下的金字招牌，但多为溢美之词。于研究者言，她只不过提供一处胜任愉快的场域，以趋近心目中所悬的学术憧憬。作为学术行政者，或许较易于综览知识产出的过程，而有一点较为人所疏忽的是：学术的场景，恒是研究者站在台面上，恣情地展演他们得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并享受学界的声望与掌声；但其完美无缺的演出，若无底层默默无闻的各类支援性的工作人员，无怨无悔地配合，势必难以达成。这是研究者应时时铭记于心的。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