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罗 赵和平画

　　意大利汉学家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自幼就对悠久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学时代马达罗竟然就开始尝试书写陌生的汉字，甚至母亲给他买的少儿读物讲述的也是一个意大利小男孩到中国历险的故事。也许是命中注定，马达罗的“中国情缘”在他幼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用马达罗女儿的话说，“他上辈子一定是一个中国人”。马达罗今年已经71岁，回顾他半个多世纪来与中国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生，他似乎总有讲述不完的话题。

　　记者：您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您的毕业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革命，您作为一名记者曾在许多杂志上发表了与远东，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文章。究竟是什么使您对中国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是什么不断吸引着您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意文化交流和合作？

　　马达罗：我现在还保存着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主题是关于中国革命发展及其政治理论的，从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我尝试着对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脉络进行梳理。通过大学期间对中国文化的系统学习和毕业论文准备工作，我深深感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几乎和古罗马帝国一样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文化发展历程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几乎是两条平行的线索。

　　我始终认为，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做好充分的理论知识储备，再结合在中国的生活体验，才能不断靠近这种陌生的文化。因此，少年时期我主要是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方式，包括结交中国笔友、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等等，不断储备关于中国的知识，然后通过思考总结出自己的观点。通过这样的学习，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宝库，有着令人着迷和发掘不尽的宝藏。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文化上。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真正感到自己的人生和中国已经无法分割了。

　　记者：您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6年，从那时到今天，您已经到中国旅行和访问170余次。您不仅去过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您的足迹也遍布那些偏远的地方，例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请谈谈这么多年来您感受到的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什么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马达罗：我内心对中国一直充满了冲动和向往。我二十多岁时曾作为货轮水手远航到了印度，那是我真正到中国之前距离中国最近的一次。从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算起，我已经到访中国170多次。除了那些超级大都市外，我也到一些相对偏远的省份参观和考察。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历程，中国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我第一次到中国时，人们还是穿着同样的衣服，对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充满好奇。现在当你走在北京或者上海这些大城市的街头，你会觉得置身于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中。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从我第一次去中国到今天，中国人民始终用最热情的方式迎接我，这一点让我十分难忘。

　　记者：前几年，您多次成功组织和举办了中国文化展览活动，如“丝绸之路和中华文明展”“紫禁城的秘密——利玛窦在明朝”“满洲，最后一个帝国”和最近的“西藏，世界屋脊上的宝藏”。目前您正在筹划哪些中意文化交流活动？在撰写哪些著作？

　　马达罗：文化是联系两种文明的最佳纽带。近些年来，我试图通过筹办一些文化展览，让更多的意大利人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中国。虽然中国和意大利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自马可·波罗时期就已开始，可谓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也深深感受到，即使在今天，两国人民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误读”。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意大利人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带有某些政治色彩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么客观和真实。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意大利人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我想凭借筹划展览，通过历史悠久的展品，让意大利人重新认识一段历史，让真正的史实说话，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例如刚刚结束的“西藏，世界屋脊上的宝藏”这一展览，就是通过大量的实物告诉意大利人，历史上西藏没有独立于中国而存在，也就是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一论点的得出不是靠简单的说教，而是让展品和史实说话。

　　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我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古董店里收集了自1700年以来的、近200张不同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在这些地图上，西藏都在中国版图内，这是西藏属于中国的一个最好例证。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绘制的地图，都明确标注了西藏在中国版图的地理范围内。我下一步就打算围绕这些多年来收集的地图，举办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用西方人绘制的地图，向西方人讲述关于中国西藏的故事。

　　记者：您曾说中国已经成为您的“第二故乡”，您认为中国文化的哪些因素已经融入您的生命？

　　马达罗：我为中国付出了许多，同时中国也给予了我很多，这是一种感情的交换，就像对待我的爱人一样。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就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受过类似中国承受过的苦难。因此，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而西方国家对于这一特点几乎是一无所知。我用全部的生命关注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现在我的两个女儿也在和我一起从事有关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工作。因此，我的生命已经无法与中国分割，我还会继续进行中国研究工作。因为能够亲眼见证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我感到由衷的自豪。（本报罗马2月9日电 本报驻罗马记者 陈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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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aro），生于1942年，意大利作家、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在其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自1976年起，马达罗先后到访中国170余次，从北京到西藏，从满洲里到海南岛，甚至是那些最为偏远的省份和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媒体称他为现代“马可·波罗”。除了中国研究工作外，马达罗还长期推动中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近年来在意大利成功举办过多场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展览活动，内容涉及丝绸之路、西藏文化、成吉思汗等。曾出版关于中国的各类著作10余部，其代表作为《中国，马可·波罗后的700年》（1980年）、《中国行》（1986年）、《北京1900》（2006年）等，部分作品被译为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