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制度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因此，能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否适应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需要，是衡量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有效性的根本标志。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说到底就是提升各项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广大社会成员权益需要的水平。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给广大社会成员带来更多实际利益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增强和扩大这种“适应性”，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制度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三个解放”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适应广大人民权益需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围绕“三个解放”全面深化改革，其结果就是通过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包容性。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和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和表现在它是否具有包容性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并充满生机活力地向前发展，正是集中体现在它具有深刻的包容性和有效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和建设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生产力充满内在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注重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又着力丰富人民民主形式，从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而有力地发挥了我国政治制度维护、实现、发展人民权益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又充分激发各方面文化活力，发展多元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从而逐步建构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力发挥了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调动一切社会因素积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出发点，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注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而在维护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中发挥了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总之，扩大包容性、增强有效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又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提升我国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任务。

　　——开放性。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逐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各种社会制度相互开放、相互影响，甚至在相互借鉴中实现相互交融，从而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使制度和体制更加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活力。开放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品格，又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生长点和强大动力。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断巩固和深入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的突破，全球合作正在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在这样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和发展潮流中，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在制度建设和完善中尤其需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包括制度体系的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制度成果，以制度体制的对外开放促进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进一步增强制度的合理性、包容性和有效性。

　　——改革性。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恩格斯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具有旺盛的内生力和发展潜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新路。制度是道路的必然结果，又是道路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形成、不断发展、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历程，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法宝。

　　■制度现代化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支撑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是一种多层面多领域的制度体系，其中，既有根本性制度和基本制度，又有分层次的具体制度；既有宏观性的制度总揽和体制规范，又有若干体制机制的体现与运作；既有体现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政治、经济制度，又有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联的文化、社会及其他各方面制度。而在制度体系中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

　　在我国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内容是要遵循经济社会现代化需求，处理好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说到底是要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个人意志和制度制约的关系。从国家治理内在结构和价值指向来说，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突出完成三个方面的改革任务。

　　第一，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是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联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党建设和政党领导现代化水平。推进党的建设现代化，关键在于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党社分开，消除党政不分、党社不分、党委包揽一切的弊端。根本要求是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决消除党内腐败现象；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着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为推进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第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突出表现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根本要求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宏观调控和行政监督作用；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法治化水平，着力建设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努力消除社会差距，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实现共同富裕，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第三，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说到底就是调整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革除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促进国家职能和权力向社会回归，为社会发育和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又是重要目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社会组织和党政机构的关系、社会组织和大众参与的关系，着力增强社会活力，调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积极性。根本要求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切实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多元化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大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努力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密切党委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推进大众有序政治参与中的凝心聚力作用；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人民群众的问题能得到及时反映、矛盾能得到及时化解、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健全依法治理网络，提升依法治理水平，努力建设法治社会。

　　（作者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学者·语萃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主体力量和根本目的。坚持制度发展与完善的人民性，是在改革中实现制度现代化的永恒要求。

　　●现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中的主要弊端是什么？邓小平作了精辟分析和回答，这就是，主要是封建主义残余和官僚主义，这是我们体制、制度中一切弊端的“总病根”。

　　●开放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品格，又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生长点和强大动力。

　　●在制度体系中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