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我一直认为，改革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这个社会在各种动力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管你原来主张什么，社会纲领是什么，它总要有一些新的事物出来，对于这个部分，无论是老30年还是新30年，都是有的。另一部分就是社会当中冒出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权利，如何使其合法化，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改革就是解决新事物的合法化问题。

　　比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但是一直不被承认，是1981年以后才真正承认的。我相信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是这样的。其实到社会基层去看一看，什么做法都有。问题是哪一部分被纳入到国家的合法体系，它对未来发展的意义就一定重大。

　　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为这10年或者20年社会当中发生的很多新的变化上升到合法化阶段提供了很大可能性。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使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些新事物、新做法获得合法地位。合法地位能够增加各方的预期，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持久性，也使已经发生的变化不会随便被逆转，所以这个阶段是很要紧的。

　　其实一个国家要搞好，基本的东西并不多，就是那么几条：保护市场的权利，坚持民主，坚持法治，保护民企……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能够坚持，怎么做到不懈地追求和推进，我想到这么几条。

　　第一，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应该做一个“改革之责”的题目。就是各个部门、政府机构也好，官员也好，你到底准备怎么改？这个工作要提到日程。最近有关土地问题、小产权问题，国土部、住建部、农业部等方方面面有很多人出来讲话，可是讲话还是在纠偏，说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得问，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去通过的法律和政策跟这个决定有没有冲突？有冲突是不是要清理掉？如果改革之责这个题目不能形成巨大的舆论，改革就很容易一波三折。决定一出来大家都说好，好的原因是发现这60条大大超期望，超出期望的原因是原来的期望就不高。但是如果再没有下一步行动，改革热度又会凉下来。因此，改革有个问责的问题。

　　第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60条，有各种选择和落实方式，这里头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是给社会的一个权利，各方面都可以积极提意见。

　　第三，讲道理很重要，但是道理如何讲得让人听得进、记得住？是不是可以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从受众角度看，一个好的故事包含的道理更为长久，比如我们讲新旧两个36条，就不如当年邓小平抓了一个安徽傻子瓜子的具体事例更让人印象深刻，到今天大家都记住了。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是否可用增城集资案这样一些案子来推动司法改革、政策改革。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今天，需要保驾护航我也不反对，问题要具体化，否则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怎么保驾护航？只能通过一个个社会事件的推动，把一个事情推上一个坎儿。其实每个时期不用很多事情，主要抓住哪个事情能够最后产生一个最广泛的社会效应，对此，我们要认真思考，有时候就是一些故事能促成全社会的公正。

　　我觉得坚持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基本理念非常好，问题是怎么把这些关键词落实到国家和百姓的实际生活当中去，这个不容易。有的东西永远就在上层建筑里喊，它落不下去，实际的做法跟法律、跟主流意识形态咬合不起来。有一种办法就是，过十年咬合一口，过十年再咬合得紧一点，然后让它形成不可逆之势。

　　改革永远是两部分：一部分会冒出一些新东西来；另一部分就是冒出来的东西要纳入合法框架。这次全面深化改革60条提供了大量的这种题材。我相信，我们这样一步步往前走，完全有希望把中国推向一个现代国家。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