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中着重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断，是我们党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改革成功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标志

　　经济生活中，以何种方式和手段决定资源配置，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寻求良方的核心问题。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古典学者崇尚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时代后盛行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到后来的矫正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各市场经济国家在寻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纠结中，始终沿着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前提，恰当地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基本路径不断改进。

　　从三中全会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来看，无论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还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六个主要方面改革，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确定市场与政府的各自地位，厘清两者之间的边界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实践证明，凡是行政力量过强的地方，市场力量就较弱；政府干预过多的领域，市场作用就难以发挥。当政府权力插手企业时，国有经济为主导地位就容易演化成为行政垄断，民营资本就难以取得平等竞争、公平准入的地位；当政府部门过度介入各类市场体系时，就极易导致行政部门自身利益的扩大化，走向编制膨胀、罚没寻租膨胀，加大市场交易成本；当主要经济资源依然操控在行政部门手中时，政府不仅可以决定一个地区的产业项目，也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这种以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必然为“GDP挂帅”、土地财政、圈地运动、侵蚀耕地提供现实体制基础。

　　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其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这一决定性成果就应当集中体现在成功地解决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上面。包括在企业主体结构、市场准入、金融资本市场、财税体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成功找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补充调节相衔接的制度安排。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含义

　　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四大报告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定位为“基础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本质认识的步步加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炼为“决定性”，更为透彻地表达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真谛。资源配置的本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效益。实践证明，至今为止，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形式。尽管市场配置资源存在着过度竞争、事后平衡、外部不经济以及过于偏重“效率”等配置失效的问题，但是市场在灵敏反应市场信号、激发市场主体动力、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尊重和遵循这一基本规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至少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规律性、基础性、制度性、根本性的调节。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源分配必须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体现产出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政府的规划设计、事后调节仍然要以市场规则为转移，而不是体现行政长官的主观意志。

　　二是涵盖了市场可以发生作用的全部领域和整个体系。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地位确定，金融、土地、人力资源、外经外贸等各类市场体系的规则，资本价格、汇率、利率、土地资源价格的形成。

　　三是决定着政府调节的权力边界和方式。凡是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凡是市场可以确定的规则、凡是市场可以调节到的地方，政府就不宜介入。政府的权力和编制应以补充市场为准。政府辅助调节的方式基本上应当以市场手段如货币发行、指导价格、税率杠杆、政府采购等方式来引导市场。

　　为此，今天的改革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重要的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

　　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矫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寻找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调节的最佳结合点。当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突出地表现为不该管的管了不少，该管的管理不到位。其中：以行政意志取代经济规律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项目安排；偏爱以行政方式和行政手段解决市场运行问题；以过多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来替代市场杠杆调配要素资源和决定其价格；通过人为的市场准入制度左右和干预市场主体的投资、项目安排；以行政部门的自身利益凌驾于市场之上，一些市场管理部门将为市场主体服务的权力当做为自己和本部门谋利的工具，要么越界干预，要么吃拿卡要，要么以罚代管，编制内人员不作为，编制外乱作为。而政府缺位又突出体现在制定市场游戏规则不到位，执行不力，对不正当竞争、外部不经济、假冒伪劣等行为管制不力，对市场混乱和市场不公麻木不仁。

　　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确立“有限政府”理念。“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仅就经济行为来说，所谓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法律授权，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去插手干预。法不禁止即自由，指公民的行为无法律禁止皆不违法。市场经济中，凡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就应当允许投资者进入。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是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调节分配不公。这些职能是服务职能这些服务是不存在政府乃至行政人员的利益诉求的。政府行政部门只能以公众的利益为利益，不能有自身的利益，更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不应当是保姆之手、拦路之手、掠夺之手。

　　为此，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是简单的作风转变，而是政府权力边界的制度化压缩：一要大规模清理削减过多过乱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简政放权；二要坚决清理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垄断、行政干预；三要建立市场主体对行政部门行为的投票否决制；四要坚决紧缩行政编制、清理非编，压缩行政成本；五要严格罚没收入上缴，杜绝任何形式的返还奖励，斩断行政部门的利益之手。

　　(作者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