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红利的概念已经广为流传，本文认为，人们常说的“改革红利”既包含了“分配”意义上的改革红利，也包括了“创造”意义上的改革红利，这两种改革红利不能混淆。

　　“红利”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上指“剩余”，但在“改革红利”这个用语中，人们更多的是指“好处”，即从改革中获得的各种好处，这是对红利概念的广义理解。本文说的第一种“改革红利”，即“分配”意义上的红利，是指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比如工资、土地及土地租金上涨的收益。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外资也大量进来，劳动力、土地的稀缺性显现出来了，表现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城市房价的上涨，这使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

　　上面这种分配意义上的改革红利是普遍性的，即每个人都从这种改革中获得了这种红利，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获得了同等数量的改革红利呢？如果不是，又与什么有关呢？我们的回答是，“与他在什么单位或部门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在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还是在民营企业工作，所得到的“改革红利”是大不相同的，为什么改革红利的多寡与单位或部门有那么大的关系？这与中国过去十多年的改革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在过去十多年，中国改革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对外开放”上，而要素市场改革的力度并不大，这就使那些占有、支配廉价要素的单位（部门）获得了额外的好处，比如政府事实上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国有企业不仅占有廉价的土地，还廉价地使用银行贷款，它们占有的要素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当“开放”这种改革极大打开了产业链后端的消费品的市场时，处于产业链前端的要素市场价值就提升了，相应地，占有这些要素的单位就受益了，也就是说，它们间接地占有了“改革红利”，尽管它们自己没有什么改革。准确地说，它们事实上是转移了其他部门的红利，这也是我们称之为“分配”的另一个原因。

　　相应的，在这些单位上班的员工也沾光了。他们所在的单位至少会部分地将上述那种形式的“改革红利”以工资、福利和灰色收入的形式分配给他们，这是在民营企业或其他不具有上述那种“优势”的组织或机构上班的人员所不可比拟的。

　　第二种“创造”意义上的红利，是指用“市场化”的方式使用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益，当然，这个过程包含风险。“改革”为企业家的市场活动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使企业家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因此，企业家的利润也可以称为“改革红利”。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主、股份公司的老总和高管是广泛地享有这种“改革红利”的人，在民营企业或股份公司上班的普通员工，由于改革，他们获得了改善收入的就业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创造”产生的改革红利。

　　比较上面两种“改革红利”，不难发现，很少人之所以享有“改革红利”，甚至是非常大的“改革红利”，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从事了创造性的活动，或他们所在的单位从事了有创造性的活动，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单位具有垄断地位，占有或支配了廉价的生产要素。这些单位并不创造红利，是私人部门向它们提供了红利。

　　上面的分析说明，虽然可能大家都享有了改革红利，但改革红利却是被“不公平”地分享，国有部门占有了最大的改革红利。

　　今后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进一步增加改革红利，以及使改革红利更为公平地分配。这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是相同的，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在要素市场，而要素市场改革着眼点在于法治和产权。要素市场改革，在把原来依靠权力占有廉价要素的国有部门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减少了这些部门的攫取，为私人部门的创造活动减少了障碍，这将进一步释放创造力，做大蛋糕，同时，更多的人通过创造获得红利也将体现公正。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