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运动以及相类似的“工读互助团”，在五四时期风靡一时，为大部分弄潮儿所关注所推动，是为五四运动与后来政治激进革命之间的过渡。甚至在新村运动的领导人看来，革命政权建立之时，即是全面实行新村理想之日。

　　新村运动与别的社会改造不同的地方，试图用和平改造的尝试，建设理想的新村，建立社会的基础，实现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消灭阶级，消灭国家。

　　人们关于新村运动的讨论和设想，建造在鲁迅称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的无政府主义之上。无政府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另外一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无政府主义所聚集的渴望和心理能量，就会自动驱使人们寻找能达到目的。

　　目的的自我保存，毫无疑问是非常强大的激情，一旦认为非流血革命，才能保存目的，那么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变得非常流行。

　　当不能为民粹提供一种替代品，就像用口香糖代替鸦片一样，那么民粹就会在行动的渴望和坚定性上，以及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中，冉冉升起。这时候，没有合适的行动性政治方案，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极权主义立即满足了他们。

　　鲁迅所推崇的海涅说，肉体有时候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人们用脊梁和肚皮思考往往比用脑袋思考更加正确。海涅是一个有着“饱满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思想”的“政治诗人”。海涅与现实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被称为他所处的时代的激进主义者中走得最远的。“社会平等”的理想深深迷住了他，他的第一主题就是面包是人民的权利。

　　尼采——鲁迅的思想谱系潮流，可以纳入施特劳斯说的现代性的第三波，以反现代性的文化方案，来推进现代性。其核心的使命就在于终结中西两千年的自然法道德秩序。固然这种决战采取的是新道德对旧道德的革命，最激烈的革命，对新道德的方法依赖，却也呈现出对道德政治弃离的根本性意向。

　　鲁迅一生对几件事没有表态，其中一是“新村运动”，根源就在于新村运动采取道德政治和道德启蒙的方式展开，如此与鲁迅反对的现代庸俗民主与大众文化拉平相吻合。一旦诉诸道德启蒙，就无精英与大众，对少数民哲之士实行的大多数人暴政，就会出现。

　　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这就表明鲁迅的“不屑一顾”。 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借着“恨人”N先生之口，全盘否定了包括娜拉式的争取女子剪发、婚姻自由的女权运动和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在内的所有理想。很显然鲁迅是明白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所批判的道德对道德展开革命的迷局。

　　夹在二十世纪文化道德解决或政治解决中间徘徊的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明确地将革新的破坏者与寇盗式的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区分开来。前者内心有理想的光，后二者仅因极小的自利，因此，前者更有建设性，后二者是破坏，结果只是留下了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鲁迅对于堂吉诃德式的盲动抵抗，持有较大的保留，多次反对赤膊上阵，主张打壕堑战。

　　近代新村运动，是儒家道德政治传统的延续。儒家一贯虚无现在，薄今厚古。什么世风日下云云，人心不古云云。一看到不行了，就放弃政治，回去收拾人心，把当下交托给虚无，继续让堕落下去。放弃政治而诉诸反政治的道德文化，造成了“现在”的模棱两可，混沌和虚无。

　　道德文化教育的解决方案，就是相信腐烂不是永恒下去，而是有一定极限，到了事后，物极必反。鲁迅的思路还是对的：梦着未来，抓住现在，踏踏实实地去实现将来的梦想。在《听说梦》中鲁迅说，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他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只有抓住现在，才能正确对待过去，真正地抓住将来。

　　忠实于现在，忠实于大地。当下的拯救，从当下做起，从我做起。把自己送回自己的肉身之内，不再魂飞魄散而置身于所处的真实世界。积极地生活，让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战斗和生活的地方。

　　（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