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建立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的循环经济评价与考核制度，这为我国今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学术界关于循环经济统计核算问题，提出了两种基本模式——绿色GDP核算和物质流核算。绿色GDP核算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产权界定和非市场定价”两大技术难题，短期内难以进入操作层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物质流分析框架或物质流核算体系被应用到工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中，目前已经在一些国家广泛应用。物质流核算是循环经济统计核算较为可行的模式，这是因为，从逻辑架构看，物质流核算的理论基础是物质代谢论，而这与循环经济追求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相一致；从现实可操作性看，物质流核算以实物的重量为单位，从而避免了绿色GDP核算采用货币化指标易发生主观价格差异的问题，又可真实地展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状况。

　　物质流核算的指标体系由物质资源的投入、消耗、产出三大类指标构成，其中，资源产出率是反映我国循环经济状况的首选指标。

　　一是资源产出率能很好地反映循环经济的整体成效，并体现我国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优先”原则。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经济高速增长和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而资源产出率作为立足物质流进口端的效率指标，鲜明地体现了“减量化优先”原则。从生态经济系统中物质输入和输出相平衡的原理看，资源产出率还是反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指标。资源投入量和消耗量的减少，必然伴随末端废弃物的减少，从而意味着经济增长对环境压力的减小。

　　二是资源产出率是反映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与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用率等传统指标相比，资源产出率将重要自然资源的投入使用效率进行单独计量，从而拓宽了经济效率概念的外延。与资源利用率不同，资源产出率指标综合了物质流核算和价值流核算，提高资源产出率是在同等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产出经济效益。

　　三是将资源产出率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便于与国际接轨，符合当今世界循环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资源产出率是潜在的国际竞争力。实践证明，面对效率革命的机遇与挑战，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会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而那些在此过程中畏缩不前的国家将会错失机遇。我国资源和能源相对缺乏，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必须重视资源产出率。

　　因此，要将循环经济评价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矫正“唯GDP至上”的政绩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位置，但要将这一施政理念真正转化为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方针，尚须改变政府及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标准，由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转变为更重视资源利用和环保的指标体系。只有将循环经济评价结果与政府及领导干部的考核制度挂钩，才能扭转其为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惯性思维，从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执笔人：叶金国 张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