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健康、稳妥的城镇化。 新华社发

　　■ 深圳特区报驻沪记者 朱文蔚

　　提要

　　城镇化是结果而非手段。关键要有产业、要有就业的机会，产业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服务业，人才能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里来。

　　现在有两项工作要抓紧，一是创造条件让农民特别是3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均等享受城镇的户籍待遇、科技教育医疗资源和发展机会，更多地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型工人，支撑产业转型；二是聚集了科研、教育资源的城镇要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迅速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样的劳动力和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更新，才能为我们迎来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上海）城镇化高层论坛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作了《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若干思考》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建议和警示。贯穿其报告之间，有一条线，就是四个字：中国特色。

　　A

　　城镇化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一种发展现象，是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上升为表征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城镇化？徐匡迪认为，城镇化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一种发展现象，是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上升为表征，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为核心，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演进过程。

　　因此，城镇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指标。城镇化高到80%、90%的照样有落后的，只有50%、60%的照样有先进的。城镇化是结果而非手段。关键要有产业、要有就业的机会，产业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服务业，人才能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里来。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是盲流。像南美、北非的一些城市里都是大片的贫民窟，就是农民盲目流出造成的恶果。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1949年城镇化率是12%，88%的人住在农村，“一五”计划结束的时候也才达到25%。城镇化快速提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5-2010年间，每年以1.5个百分点递增。因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所以到2012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2.57%，与全球水平基本持平。这个不是政府定的目标和指标，而是现实社会的需要。

　　他指出，既要看到前三十多年城镇化取得的成绩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要认清我们的城镇化是不完善的，存在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农村流入人口，叫做常住人口，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城镇化人口，无法享受城镇的户籍待遇，也没有稳定的职业，没有办法享受公平的待遇。上述所谓52.57%的城镇化率，高于户籍非农业人口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的人口，只能称为半城镇化或微城镇化。也就是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五，就开始背着蛇皮袋，大包小包返乡了，过了元宵节再返城。在城里也多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居住，条件非常差。

　　他强调，现在有两项工作要抓紧，一是创造条件让农民特别是3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均等享受城镇的户籍待遇、科技教育医疗资源和发展机会，更多地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型工人，支撑产业转型；二是聚集了科研、教育资源的城镇要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迅速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样的劳动力和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更新，才能为我们迎来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

　　他举例说，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劳动力成本就要提高，继续搞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往往难以为继。这个时候，如果在产业、工人两端依靠科技教育进行优化升级，就有可能顺利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反之，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韩国，他们同一年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但是现在韩国是25000美元，菲律宾还是4000美元。因为韩国早早普及了大学教育，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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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里面的城镇化，不能一刀切、搞平衡

　　现在都提“中国特色”，那么城镇化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呢？

　　徐匡迪指出，第一，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里面的城镇化，不能一刀切、搞平衡。大国的城镇化都是不平衡的，跟新加坡、香港、韩国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不能类比。中西部有些省份提出，城镇化我们落后了，要赶上去，这是极不科学的。比如美国，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是75%，但各地有差异，东西海岸城镇化高，中部地区比较低，特别是几个农业地区城镇化率甚至低于50%。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背后是高度敏感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80%的农民都进城了，那么留下的人能不能够完成我们现在的粮食生产任务？中国连片可耕地少，许多地方不能搞大农业，不能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用3%的人口养活全国人。我们还有10%的粮食需要进口。中国进口粮食增加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世界粮食就会波动。

　　而且，事实证明，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往往占用的是优质的耕地、好地。所谓的占补平衡，很难做到真正的平衡。我们现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是1.1%-1.5%，但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大超过这个速度。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现状。

　　第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在资源环境严重约束下的城镇化。比如说水，我国人均可利用的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值的四分之一。水资源的短缺成为城镇化发展制约的刚性因素。珠三角、长三角都是水质性缺水。有些发达地区的水重金属含量高，浇地都不行。全国有400个城市供水不足，严重缺水的110座。现在缺水就是打井，华北地区每年地下水下降1米左右。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不得了。

　　徐匡迪认为，特有的中国国情、此前快速城镇化过程形成的路径偏差，致使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面对诸多刚性约束。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必须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走出“中国版”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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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以县、镇为基础，构建合理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城市群格局

　　徐匡迪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以县、镇为基础，构建合理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城市群格局，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各行各业的能人在县、镇落户，就地就业、创业、城镇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无序扩张。全国县域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8000个县市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差不多接近四分之一，县域经济占全国GDP的48.1%，完全可以通过产业发展、升级延伸产业链，就地就近城镇化。在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方面有很多优势的城镇应该成为当前城镇化的主战场。浙江推行一县一品，很多县市镇成为了商务中心和进出口的重镇，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一个覆盖9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在相对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中，20%左右表示坚决不回农村，37%表示会尽量留在城市，实在呆不住才回农村，等于说有一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农村。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最大障碍有两个，一个是收入太低，一个是住房困难。讲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搬掉这两个障碍。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必须重视公用设施建设，克服交通拥堵、安全隐患这些城市病。过去，我们热衷于建设CBD、广场等等“城市的名片”，而老城区和一般居民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缺少，排水、排污等地下工程因为政绩看不见，更是严重欠账。北京“七二一”一天暴雨，因灾死亡人数竟达77人，直接经济损失116亿，城市病之痛竟至于此！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一定要传承历史文化，保护古建筑和文物。三十多年中国城市发展很快，但是千城一面的城市已经成为不灭的现实。千城一面不只是物质空间形成的雷同，更说明了规划理念的精神干枯和城市文化知识的贫乏。建议启动“美丽城镇和村落保护工程”，倡导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城市美，杜绝脱离历史、盲目抄袭的“新、奇、怪”建筑。加强自然与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运用智能手段创新城镇管理体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中心，建立完善的电子政务平台，实现实时信息的动态获取和分析集成，推动信息资源共享，预警、诊断、决策的智能化，全面提升政府科学决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徐匡迪强调，我们必须适时调整城镇化战略和模式，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健康、稳妥的城镇化，不能再一窝蜂地建新城、新镇，盲目招商引资。未来的十年，GDP预计年增7.5%，城镇化大概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就是城市每年增加1000万人，这个是可以承受的。到2020-2030年的时候，GDP预计年增7%，这时候城镇化可以增长0.5个百分点。到2030年，全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75%。有些人认为这个速度太慢。但是你靠什么快速发展？必须要有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