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将现时的法律共同体看成是“衣帽间式”，在于其两大根本性的缺陷：个体性的忽视和职业共同市场的发育不良。

　　“共同体”是时下社会的热词。法律人是否已经形成职业共同体？不少乐观者持肯定态度，理由是：为数众多的法律人，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知识体系、法律体系、思维方式和职业精神等等。对此，我心存疑虑。如果真要使用“共同体”，鲍曼所说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倒是非常贴切。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描述了这一共同体的特殊“景象”：演出开始前，人们穿着厚厚的外套和皮夹克，经过不同的街道鱼贯而入，将外套脱在大堂，挂在衣帽间。进入表演大厅，他们服从特定的着装规则，整齐划一。表演期间，他们全神贯注，有共同的欢笑、悲伤和沉默，如同有事前的彩排一样，同时发出喝彩、惊叹或抽泣。帷幕降落，他们重回衣帽间，穿上外套和皮夹克，刹那间，消失在街道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衣帽间式”共同体的特征是：缺乏身份认同和凝聚力，感情投入脆弱，缺乏持续的动力。

　　之所以将现时的法律共同体看成是“衣帽间式”，在于其两大根本性的缺陷：个体性的忽视和职业共同市场的发育不良。

　　先从个体性看。共同体需以个体人格的充分认同、尊重为前提。现代社会的一个趋势是，个人意识越来越摆脱集体意识的羁绊，集体感情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社会价值。在涂尔干看来，社会越原始、分工越低级，个体就越具有相似性和同质性，个体趋向于被社会化地混杂集体之中，此时的职业团体属于“机械团结”，需要外部力量去推进。相反，社会分工越强，个体性越具与众不同的特征，人际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要求更多地依赖他人、求助于社会，自生自发地催生了“有机团结”。

　　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格模糊和主体缺位。我们惯常性地采用“法官”、“律师”、“法学教师”等群体性概念，特质化的、活生生的个体性被抽离和大而化之。共同体本质上是个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共同体的凝聚性和团结建立在个体性尊重和认同基础上的，舍此，道德生活和共有意识便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和前提。

　　再从市场基础看。职业共同体属于“共同市场”，流动性和竞争性是其固有属性。不同法律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市场选择问题，必须维系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流动性”，而不预设终其一生的“固化”职业与等级。其好处在于：不同角色的位置轮换，能产生认知上的“视觉颠倒”，以关注自己的态度设身处地关心他人，培育群体的共有意识；人才的流动意味着资源从低价值向高价值过渡，有利于强化学习，提升技能，“唤醒长期沉睡和僵化着的能力”。在我国，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学院，基本是封闭的隔离市场，从大学毕业的第一天起，执业者的社会角色就被“固化”，终生附着于特定的“阶层”，分属于不同的利益团体。法官是掌控权力的“官员”，律师定是谋其私利的“商人”，利益是对抗而冲突的，相互角色的转化之难，他们不是共有利益的攸关者。即使同在法院系统，人才的流动基本上没有市场“竞价”可言，同一法学院同一间宿舍的学生分到不同级别的法院，个人的努力也难以改变“上下级”的关系。

　　更为紧要的，离开了市场，法律技艺、职业伦理和自治性规范也就失去了竞争性生成机制。法律作为技艺之术，经验知识是法律人立身处世、养家糊口的传家宝，其科学性、严谨性和丰富性，最终取决于竞争市场的输出和验证。法官职业的行政化，律师服务的“关系化”，会导致市场失灵，法律人缺乏足够的激励去动用人力资本进行创造性努力、严谨性追求和细节性累积，甚至难以享受来自专业自身的愉悦。法律制度和服务的粗放式是职业的常态。一般认为，职业共同体成熟的基本标志是：高度自治的自我实施机制和职业伦理，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市场中，法律制度系统本身既是“制度化的共同体”，也是“信仰共同体”（马克·范·胡克）。但是，伦理、自我规范、信仰，都具有内生性的特征，生成于市场竞争的过程之中，是职业声誉、兴趣、地位、专业追求等自生自发演进的产物。在我国，则呈现出明显的外部强制性变迁与推进色彩。

　　要解决“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做法当然是复原法律人的独立人格，激活自由竞争的职业市场。这方面，也有许多悄无声息的变化，在北京、上海，近年来法官下海做律师的人数日益增加，这是法律人市场流动的表征，也是共同体最终真正建立的苗头。一个真正成熟的职业共同体只能建置于成熟完备的市场基础上，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法律人才是真正的推动者。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