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宣讲如何更加大众化，更加彻底？今年5月中共长沙市委讲师团和本报联合开展“微理论·微宣讲”理论征文活动，以期探索一条理论宣传说服人、掌握群众的新路。期间，共收到社会各界来稿200多篇，从本期开始，本报理论版将对部分优秀作品陆续刊发，供广大读者学习和思考。

　　谢鲁江

　　我国正在进入推进城镇化的快车道，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心将加速向城市转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城市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总目标的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作为，来推进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

　　首先是管理体制创新。在我国首当其冲的是户籍制度，第二是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怎样构建新型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管好城市常住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新进入城市而又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的人口，怎么让他们融入城市，怎么纳入城市现有的社保、医疗、就业、教育，怎么形成平稳的过渡？怎么形成体制的衔接？城市的扩张首先就表现为人口的扩张，城市的管理基础是人口的管理。因此，城市建设和治理，首先必须在人口管理上大力推动体制创新，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如劳动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治安体制等，都是需要大力改革创新的。

　　其次是发展思路创新。城市建设和城镇化的推进，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有机的整体。这就需要发展思路的创新。像湖南，把长株潭连结在一起形成协调发展的增长极，把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协调起来，然后合理布局，形成城市之间组群式的发展，就是很好的发展思路创新。它跳出了局限在一个城市的行政区划内封闭式的自我发展和治理的窠臼，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间社会经济分工及多方面功能的合理布局，有助于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助于各个城市之间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上的配合衔接，从而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和范围内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之间协调了，同时城市之间也协调了，包括交通体系的设计，城市之间快速干线的设计，包括城市功能的分流，人口的分流，这样缓解了压力，同时也减轻老百姓生活的成本，提高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效能。

　　第三是经济结构创新，其中核心是产业问题。城市的扩张，意味着大量人口。现在从政策和现实情况看，农民进城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也愿意进城。关键是他们进城后怎么谋生？所谓“拉美现象”，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进城之后无法谋生，从而形成了普遍而严重的贫民窟现象。例如巴西，其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80%多，但是其经济结构并不能容纳和承受这么庞大的城市人口的就业和生存压力。因此，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变成了涌入贫民窟。巴西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有贫民窟。我们的近邻印度，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人口中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住在贫民窟。这就形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给城市建设和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知道，生存是第一要务，人口能够进到城市来，关键是进来之后是否待得下去，是否可以有效地获得应有的权利。怎样有序地把新进入城市的人口从外来人变成自己人？关键在于要有就业和收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城市的建设和治理一定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能够有机地统筹协调起来。

　　第四是社会治理创新。城市化在我们国家为什么长时期滞后于工业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直强调工业化，实际是一直强调经济增长，而城市化则是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城市是一个社会，不是工厂，也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是很完整的社会。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城市了，怎么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毛主席把这称为“进城赶考”。现在要快速推动城市化，中国大量人口的生活重心完全移到城市中来，城市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在社会运行秩序上怎么样设计、怎么样管理？在今后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人口的比重占到全国人口中75%以上（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可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重心就要落脚到城市治理上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和关键的就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实现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面临的很重的任务、很大的挑战。因此，需要有前瞻意识，积极推动城市治理的创新，进而带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第五是文化文明创新。一个城市要有它的灵魂，有它的品质和风貌，有它独到的富有特色的人文和历史传承。城市文明发展、城市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提升、城市文化的繁荣，就是在培育塑造这些方面的内容。城市要能够成为人们生活的宜居城市，也要成为人们精神依归的家园。因而，城市建设和治理包含着很强烈的文明发展、文化建设的内容在里面。我们那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很大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怎么处理？这实质上就是一个城市文明形态的问题、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最近引发全国广泛讨论的“广场舞大妈”现象，就是这种城市文明、文化、公共空间问题的一个折射）。我们现在强调要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强调建设美丽中国，强调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这一切都需要具体地进入到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文明发展文化建设上积极创新，使得城市文明的昌盛和城市文化的繁荣，为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工作中提供良好的精神家园，也成为中华文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