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建立起来的。这里牵涉早期儒学的四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他们的学术思想活动带有许多原创性，在中国思想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其影响深远而巨大。这四个人的时间跨度达三四百年，在这三四百年当中，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是波澜壮阔的，又是复杂曲折的。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对中华民族核心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建立所起的历史作用。

　　孔子：第一位私学教师

　　说到孔子，我们要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我综合前人的观点，再加上我自己的认识，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中国第一位私学教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讲到孔子时以“孔子：第一教师”为标题，突出了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是殷商王族微子的后人。到了孔子的曾祖父辈，因躲避政治迫害，迁居鲁国。父亲叔梁纥老年娶年轻女子颜征在为妻。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抚养他长大成人。在穷困的家境中，孔子从少年时开始，艰苦力学，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已经被人视为知识渊博的学者。西周时期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受教育的资格，一般平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官学没落，学术下移，原来许多从事“王官之学”的人才流落民间，比如司马迁就曾说他的先祖世代作为周朝的史官，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流散到各国。这种情况使得民间有了接受“王官之学”的机会。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等。孔子学成“王官之学”，便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即不问出身，不分阶级，实施平民教育。所以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学的教师。

　　第一个自觉对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的人

　　孔子曾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此语颇为人诟病，被看作保守、复古。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依孔子的思路，“述”是述其历史，“信”是珍视历史中内含的价值，历史中自有价值，所以要“述而不作”；现实中价值失落，所以才“信而好古”。

　　经过历史上的风风雨雨，今天的人们对价值观的概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价值观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深层次的东西，只能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发现和发掘，从而来彰显它，继承它。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不能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去发掘它，而要用现当代某家某派的理念强加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之上，其结果多半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们现在反思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理解到其中是有深刻含义的。

　　近年一些出土简帛资料向我们展示，孔子不仅研究经典，并且对经典的深层价值曾加以发掘和诠释，我们先来看孔子对《诗经》的诠释。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孔子说道：我从《诗经·葛覃》的诗中得到崇敬本初的诗意，人们看到了织物的华美，一定会去了解织物的原料。葛草之所以被歌咏，因为它是纺织物的原料。后稷之所以被人尊重，是因为他的后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

　　第一个建立中国道德哲学体系的人

　　孔子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最高理念的道德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孝、忠、恕、礼、义、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许多德目。统治者的责任是要通过教化的手段将其落实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身上，使之成为共同体成员的内在品德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从而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推崇和弘扬“道德”，认为道德教化是一种最为人性化和社会成本最小的社会管理方式。朱熹称“道德”为“规矩禁防”，道德有如堤防，当洪水不发时，堤防看似无用，且占用土地。可是若无堤防，一旦洪水肆虐，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道德的作用与此类似。“道德”平时看似一种束缚、一种令人生厌的说教。但一旦道德的堤防垮掉，就会人心蛊坏，物欲横流，互相侵害。而要重建道德堤防，非数十年不能奏功也。正因为孔子建构了这样一种道德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社会才能获得长时期的稳定与发展。

　　第一个以布衣身份批评权贵的人

　　以往一些学者多指责孔子维护旧秩序的负面价值，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其实孔子也有强烈的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我们不妨来举例说明。《礼记·哀公问》记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今之君子为什么不能依照礼制行事，孔子回答说：“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怠荒傲慢……”所谓“今之君子”即指当政的权贵们。正是这些当政的权贵首先破坏了礼制，造成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意义危机。

　　更突出的例子当然要属孔子所做的《春秋》，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春秋》精心编纂的，其中暗寓褒贬之意，它称得上一部旷世未有的奇书。在那个时代，对诸侯大夫赏罚本来是天子之事，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做这种评判者。可是因为周王室早已衰微不振，天子本人尚且难以自保，怎么还能行赏罚之权，以伸张人间正义呢！孔子竟然以一介布衣平民的身份，以褒贬来代行天子赏罚。理解孔子的，会认为孔子以他的《春秋》一书伸张了人间正义；不能理解孔子的，会认为他狂妄，竟以布衣僭行天子之事。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将孔子奉为“教主”的人

　　任何学派的宗师，其地位之确立，除了其自身的非凡品格和造诣外，也还需要有影响力的后学不遗余力的弘扬。那些有影响力的后学，在弘道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其学派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孟子正是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孔子后学。

　　从“圣人救世”论到“孔子救世”论

　　春秋以前，“圣人”的意义只是聪明人的意思，并无崇高和神秘的意味；春秋以后，圣人观念变得越来越崇高，并逐步向神秘和玄妙莫测的方向发展，并由此而形成“圣人崇拜”的观念。“圣人崇拜”观念产生于长期的民族苦难，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太无序、太黑暗、太荒谬。所以人们盼望代表秩序的权威人物出现，这正如孟子所说：“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孟子提出了一种“圣人救世”历史观。孟子认为，华夏民族曾经经历三次大灾难，第一次是人类经历大洪水灾难，民无所居，尧、舜、禹三圣协力治水，“然后人得平土而居。”第二次大灾难是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周文王、武王、周公三圣两代“翦商”除暴，“天下大悦”。第三次大灾难是，“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这种乱世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以救世，“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种“圣人救世”的历史观属于英雄史观，我们并不认为，当乱世之时，圣人、英雄振臂一呼，世道便会变好，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也一定是由社会、政治、思想、宗教等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当年孔子率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到处碰壁，并没有使当时的乱世得到改观。《春秋》一书是孔子晚年写成的，孔子去世后，历史便进入了战国时期，此时世道非但没有转好，反而更乱，那时的“乱臣贼子”更加肆无忌惮，并没有因为看到孔子的《春秋》便不敢作恶。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不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之事吗？韩、魏、赵及田氏何曾有过不敢篡代的犹豫呢？所以，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不无夸大失实之嫌。孔子《春秋》一书的确在汉代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那是与汉代的政治时事密切相关的。

　　第一个将孔子奉为“集大成”的“至圣”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曾被人称为“圣人”，但却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人站出来呼应，因而也就不被学界和社会所认可。孔子在当时曾被许多人称为“圣人”，他得到了当时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强力呼应，这个人就是孟子。在孟子看来，孔子不仅是“圣人”，而且是有史以来的“集大成”的“至圣”。孟子提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就是说，自有人类就不曾有过孔子这样的“圣人”。孟子还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可以说，他对孔子的评价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世称孔子为“大成至圣”、“万世师表”，其实不过概括孟子之意。我们虽然不认为儒学是宗教。但后世儒学确实起了类似宗教的作用，而孟子就是第一个将孔子奉为“教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