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駉可谓生不逢时。他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癸未年）中进士，旋被授兵部职方主事，随李建泰去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征讨。虽然李建泰很快便降于保定，但凌駉却是一个不肯轻易服输的人，他浴血苦战，身负十余创。失败后，辗转至临清，得商人相助，募集乡勇，一举收复这一运河重镇。正当凌駉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形势逆转，清军沿运河长驱南下，临清、济宁相继失守，他不得不退守归德。虽然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他却仍对恢复中原充满希望，奏报云：“臣今与各寨将领约，分地划守，仿古人合纵之策。一寨败约，各寨致讨。以长河为边垣，以各寨为州郡，以守为战，以农为兵。”不久，清军兵临城下，归德不战而下，凌駉只能仰天长叹，以身殉国。

　　凌駉的悲剧似乎在于过于信赖当地的土寨势力，把恢复中原、重整河山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首鼠两端的寨堡首领身上，然而分析当时的局势，他虽为巡按河南御史，但无兵无饷，寻求民间寨堡的支持和帮助亦是不得已而为之。通过这一事例，倒是把一直隐秘不彰的明末寨堡展示在了研究者面前。明末中原大乱，寨堡似乎非常普遍地存在过。曾身历其时的郑廉对此有一段中肯的概括：“土寇大起如猬毛。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其倏起倏灭，或为将吏擒斩，或为其徒所并。如商丘黄老山，许州蓝大、蓝二，商水哪吒、二字王之类，皆不著。而其尤大且久者，西则有李际遇、申靖邦、任辰、张鼎，南则有刘洪起、周家礼、李好、张扬，梁宋间则有郭黄脸、张长腿、王彦宾、宁珍、王文焕，其东则有李振海、房文雨、徐显环、程肖禹、戚念梧等。皆拥众以为雄，凭栅结寨，彼此割据相攻杀。郡县从事率为其耳目，有司不敢过而诘焉。或反寄室帑，托腹心，依狐凭鼠，而听其穿鼻，苟延旦夕者，所在皆是。”郑廉所提及的只是势力较大者，实际寨堡数量要多得多。比如太康县，晚清官府要求各村筑寨自卫，当地文人李浚在《与柴稚村邑侯书》中讲道：“明季之乱，居民多以寨自保，旧基之存者，不下十数区。”二百余年的岁月沧桑，一县尚有十多处寨堡旧基遗存，足见明末中原民间寨堡之普遍。

　　晚清中原地区曾经处处寨堡林立，人人皆为寨丁，而明末寨堡也如此普遍，则为研究者所不熟知。当时的寨堡呈现出什么面貌，又有何特点？我们不妨在与晚清寨堡的比较中加以探寻。

　　首先，从促成寨堡修筑的直接因素来说，明末与晚清有很大不同。咸同年间，上至皇帝上谕，下至巡抚、团练大臣、州县正堂的行文督促，官府的动员在中原寨堡构筑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明末寨堡则主要是面对威胁时民间社会自发修筑。一些地方官曾敏锐地意识到寨堡对于消弭动乱的意义，卢象升在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和湖广巡抚任上都曾积极推行立寨、并村清野之法，但在官民严重对立的戾气中，却难以取得多大效果。

　　其次，从寨堡修筑和防卫的主体来说，晚清寨堡主要是士绅领导村民合力构筑，而明末则大不同。晚清，尽管一些无功名的地主富户积极参与寨堡的修筑，并由此获得官府的表彰，但寨堡的领导者主要由士绅群体构成。笔者在孟县见到一通清同治二年的“公和寨记”碑，其中讲匪患日炽，寨堡宜筑，“聚五王先生慨然兴筑寨之举，谋之本庄，翕然乐从；询之外村，欣然乐助，群推先生为寨主，禀请邑侯叶公以定基址，又择执事数人，方丈数、筹经费、庀材物、监工役，不数月而墙垣既成，门亦告竣。”从碑文看，寨主王聚五是一位监生，碑文后附有副寨主、众执事的名单，有多位绅士，应是该地的头面人物。从碑文看，本庄乐从，邻村乐助，浩大的工程数月而成，修筑得较为顺利，这足见他们在民间的声望和号召力。因为士绅多为乡间富户，他们往往承担着更多的费用。孟县上口村寨堡的修筑就多得阎继祖之力。“该村户仅百余，又素贫瘠，款无所出，烽火一夕数警，村人益惶迫。继祖集父老告曰：有我在，无恐。筑寨费村中凑集若干，余我独任之。众闻言大喜，克期鸠工，不五月蒇事，县令呈报上宪，准给五品职衔。然坐是家中落，而处之怡然。”

　　而明末寨堡的领导者成分更为多元和复杂。部分寨堡是由富甲一方的乡绅构筑起来的。如襄县举人张永琪避难温县，“过石固，有生员王玑字标武者，家巨富，以寇乱携乡丁筑寨自守。闻余扶老母携眷属过其寨，馈以酒肉米面甚厚，又以车马送过黄河。”这是一个典型的士绅寨堡。不同于由绅民合力构筑的晚清寨堡，它是由士绅凭借其雄厚财力和依附人口独立构筑而成，这在明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着明末社会结构分化剧烈，社会矛盾尖锐。康熙年间济源进士璩廷祜讲述了明末璩氏的经历。璩氏训子读书，积谷万石，乘马盈厩，余钱至贯朽，为济源巨富。动荡之际，璩氏偕家丁在距家不远的毛岭筑起山寨以自卫。“忽日晡，群贼蜂拥入，拒之不及，遂被执，”最终寨毁人亡。但其实攻破毛岭寨的并非别人，皆为附近村民，是其街坊邻居，其中一人曾因偷窃璩家的果蔬遭受鞭笞而与璩家结下深仇，内中还有与璩氏有着亲戚关系的璩廷祜的舅爷爷。士绅寨堡只是明末寨堡的一小部分，而且随着起义军的反复攻杀，多被攻破。其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叛乱型的寨堡。早在崇祯五年，杨四啸聚饥民，中原乱象已萌。随着陕北起义者的到来，中原鼎沸，“土寇”四起，纷纷筑寨以为巢穴。如李际遇原为登封县磨沟村农民，“以欠粮被执，系登封县衙前石狮，以石击断狮足而遁，据嵩顶北蛤蟆山为乱，”后占据嵩山御寨，势更猖獗。势力更大的刘洪起则出身于西平私盐贩子。其他的如沈万登、盛之友、黄老山、张长腿之流，时人皆以“土寇”目之，属于乡村叛乱者之类。这与晚清有着很大的不同。

　　再次，从官民关系方面来说，两个时期的寨堡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尽管晚清官民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总体上说，中原民间寨堡是站在官府的一边，官民一体坚壁清野，抵御捻军，最终使捻军在中原难以立足。而且各个寨堡相对孤立，相互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无法形成抗衡官府的地方势力。官府统御其上，形成以寨堡为基础的官绅秩序的状态。而明末则完全不同，绅民之间、官民之间都高度对立。“流土交讧”，揭竿而起的饥民冲击着官府统治的秩序，掏挖着官府统治的根基。崇祯十五年，久困的开封没于黄水波涛之中，标志着大明朝廷在中原统治的终结。士绅寨堡多被攻破，土寨首领成为中原的主人，他们凭借寨堡以安身，走出寨堡去劫掠，形成了不同于晚清官绅秩序的土寨秩序。而且，在朝廷权力缺失的状况下，寨堡之间盛行丛林法则，他们之间相互攻杀，弱肉强食，最终形成刘洪起、李际遇、萧应训等控治辽阔地域的土寨割据势力。其中刘洪起势力最大，一度控制了光、固、汝、许、开封等辽阔地区，李际遇通过对申靖邦、任辰等土寨势力的支配控制了登、密、巩、汜、偃、荥等地区，萧应训则控制南阳数县。联络土寨以自雄的许定国则盘踞睢州，雄霸一方。各土寨征讨杀伐，掳掠搜刮，百姓苦不堪言。直至清军兵临中原，各土寨才被渐次剪灭，官府开始重建地方社会秩序。

　　综上，同样是面临外来武力侵扰的形势，明末和晚清两个时期中原寨堡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和特征，无论在寨堡的建立、寨堡的主体和寨堡所体现的官民关系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不是偶然的，也不可以被轻易忽视，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两个时期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也暗示着由明及清数百年间不易被察觉的乡村社会变迁。而这正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一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