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大国在绘画方面更是蕴藏着浓郁的山水人文精神。在我们的民族精粹——国画艺术中，山水人文精神的体现尤为突出，可谓一枝独秀，是众多习画之人竭尽一生都会去领悟和学习的精髓。

　　大自然之山水，不仅展现着四季的更迭与变幻，更是一串遗散在历史空间的文化符号，恢弘宜人的景象令人向往，耐人探寻。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我国的许多墨客文人便把山水视为知音，每当登山临水便会情不自禁地挥毫泼墨，抒发情怀，使情与景在画作中交融在一起，达到人、画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在画作之中，他们的风华义气、坚韧不拔等情志和感慨也会渗透其中，使画作承载生动的山水意象，蕴藉丰富的人文内涵，呈现特定的时代精神。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画的山水人文精神。

　　在国画学术上，通常认为北齐至隋之间（约550-600年）的大画家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是第一幅传世山水画。画作意境优美怡然——云雾缭绕于山峦之间，小桥流水，行人悠悠，一派游春踏青的景象。《游春图》标志着我国的山水从人物画中剥离开来，从原来的人物画的附属地位演变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进而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到了唐代，文人的介入迅速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历程。较为典型的文人便是王维，他40岁便隐居蓝田辋川，并寄情于山水书画，终日习作，开创了文人介入到艺术创作的先河，升华了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层面。元代以后，文人的社会地位下降，不被社会认可。许多文人仕途失意后，受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和禅宗教义的指引，田园山林成为他们心灵的唯一慰藉和最后归宿，这却促进了山水画的发展。如《溪山行旅图》的作者范宽，卜居于终南太华山中，一生未仕，终老林泉间；明晚期的董其昌可谓一枝独秀，其画作恬淡静谧，意境古雅，对人文精神的推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石溪、龚贤等人更是因为明朝遗民的缘故，常年隐居山林之中，体味山水之韵，创作绝世墨宝。清朝末年的虚谷，山水画多以小品为主。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等人更是把中国山水画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传承着国画的山水人文精神。

　　中国画的绘画讲求以“六法”为标准，即我国古代评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的六项标准。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对“六法”的解释也有独到的建树：“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递送是也。”即可简单理解为：神韵、笔触、形象、色彩、位置和递送。山水画的主要特点在于创造形神交融的意境，以及天人合一的内涵。在山水画的创作之初，作者一般要将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寄托于自然或山水，要对眼前的景象有感而发，即所谓的寄情于山水，才能创作出“形似于景却高于景”的富有人文精神的山水佳作；在创作中要摈除对自然山水的狭隘理解，体会大自然的博大精深，并注重对画面中景物或事物之间的微妙关联的细节刻画，做到虚实相生、相互映衬的艺术表达，以此升华和滋润作品的灵性。

　　山水、花鸟、鱼虫等是中国画中描绘最多的对象。山水，气势恢宏，能体现出非凡的气魄；花鸟，灵性生动，寓意吉祥；鱼虫，活泼可爱，象征美好。一些植物也被文人墨客赋予了人文精神层面的内涵：富贵荣华如牡丹，孑然孤傲如梅花，高尚纯洁如荷花，苍劲有力如松柏……当画作中出现这些植物时，赏画之人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这些植物所代表的内涵，继而细品作者绘画时之心境。

　　总而观之，中国画创作中的山水人文精神具有深层的内涵。所谓“意存笔先”，即画如其人、书画同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些都对画家和赏画者提出了更具内涵的要求，准确地把握住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道路，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极富人文精神的绘画风格、绘画美学体系，把中国山水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也是我们当代绘画者之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