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学与商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假样子。虽说历史上出过一位陶朱公，可以让商家觉得光荣，用金字写到黑漆招牌上去，而在读书人心目中，究竟只是一个“大隐”的变例。

　　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然而对于这类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公认为传统学人的最后的代表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的十多年前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吴宓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陈氏所揭示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如成为谋生之手段，即不能不牺牲其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矣。

　　在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几百年才逢一二，故常人自不能不寻求维持生活的手段。陈氏所反对的，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学问拿来充手段罢了。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士若欲舍本业以他求，还有三条路好走。但务农做工，需要力气或手艺，非读书人所能，故“经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也是到了哈佛，读过柏拉图，能用洋文表述“谋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结论。他们早就走出《儒林外史》的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了。

　　为委吏，乘田，无须“道中庸而极高明”，孔子不过把这类小差使当作谋生的手段，而这类差使亦没有妨碍他删诗书订礼乐，成为一代宗师。庄子当漆园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绝不会对来巡视漆园的上司朗诵《逍遥游》或《养生主》。就是陶潜、杜甫以至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没谁领取过一文钱稿费。而陈先生虽志行高洁，敢于遗世独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员”终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则，“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时至今日，情形又已大变。人们的观念，早已由轻商变为重商。“学者”“文人”早已职业化，各有各的组织和单位，而工薪微薄，诱惑甚多，故争取企业家的“赞助”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极重大之关系，得之则群以为荣焉。有钱的老板“赞助”出了几本书刊，开了几场讨论会，也就成了名誉理事或主席；偶发雅兴，想发表“著作”和“作品”，代笔和捧场者自然大大的有。看起来，这些名人、企业家倒真是“于学问道德以外”，找到了进一步赚钱赚名的大道和乐土。但不知陈氏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我也不敢轻商，在读了陈氏关于顾亭林的话以后，还真希冀在“儒商”中能出几位肯追慕亭林先生的人，也并不奢望他写《日知录》，只要能在醉饱之馀有兴趣弄弄学艺时，肯照亭林先生《与人书十》中说的，要弄就自己去“采铜于山”，不要专门从“文人”“学者”手里“买废铜充铸”，便很好了。至于后来成了陶朱公的范少伯，就凭他“左提鼓，右援枹，以应（吴国）使者”时所讲：“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这种勇敢和坦白恐怕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断断乎做不出。（作者为著名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