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

　　沃勒斯坦将近500年视为近现代世界体系史的时段；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则认为不应限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而瞩目于时间上更长、地域上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体系”。在吉尔斯访问上海之际，我们邀请任晓教授对他进行了访谈。 ——编者

　　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出生于1956年，英国人，早年就读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5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获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2013年8月转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任社会科学部教授。

　　近十多年来，吉尔斯活跃于全球政治和全球化研究领域。2001年，他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创办了国际性学术期刊《全球化》（Globalizations）并任主编，刊名所指向的全球化以复数形式出现，意在表示全球化是复杂的多重进程，独具深意；二是创办了“重思全球化”（Rethinking Globalizations）丛书并任主编，丛书已出版达50种之多。

　　吉尔斯迄今已出版著述多种，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与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共同主编、出版于1993年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500年指的是近现代世界体系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进行的研究即以此为其着眼的时间段；而弗兰克和吉尔斯则认为不应限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而瞩目于时间上更长、地域上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体系”。弗兰克去世后，吉尔斯与另一位学者共同主编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与全球发展》纪念文集。

　　在研究取向上，吉尔斯大体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路径。但他重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则是IPE中不多见的。1989年，吉尔斯在国际研究学会（ISA）的IPE分会下发起成立了“世界历史体系理论”小组分会。在这些成员学者看来，世界体系呈现为多中心的发展，这是一种正常的格局。基督教的一元线性人类史观曾经在多年间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情形在18世纪开始发生转变，维科、赫尔德等人开始讲述不同的、各自有其语言和兴衰周期的文明和文化，但其局限在于均着眼于古代地中海和中世纪及近代欧洲范围。只是到了20世纪，世界其他地区才受到认真的关注，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视野已大为放宽。“世界体系”或“世界历史体系”概念的提出，则更进了一步，以跨学科、整体论的方法确定了其价值。它以宏大视野和长时段叙事为特征，跳出和摆脱了欧洲中心观念，并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在这一学术脉络下，弗兰克和吉尔斯等学者的研究工作大放光彩。

　　近些年，吉尔斯还联络一些学人创立了全球南方研究网络，参与者有来自各新兴市场国家的学者，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不久前，吉尔斯教授兴致勃勃地赶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会议，期间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对他进行了访谈。

　　（文字整理：陆心宇、李纯一）

　　用更长时段的世界体系为框架来分析现在这场危机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我们正在见证一场世界性的系统性危机。能否请您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关于这场危机的本质及其背景？

　　吉尔斯:我试图追溯这场危机的起源，追溯其更长期的、结构性的原因，而不是更立竿见影的那些直接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的世界经济在经历了一系列衰退和石油危机后做出了新的结构调整。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也做了许多调整，甚至也有了一些解决办法，但与此同时也产生新的动向，在未来会导致新的问题。现在，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过去六年之后，似乎有了一种人人都接受的解释，以至于我们都觉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事实上，危机的起因和“全球化”这一概念分不开，也即国家经济构架在一定意义上是被消解甚至被抛弃了，经济的真实本质正在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跨国的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讽刺的是，在危机发生几年后，其背后的逻辑——“有效市场假设”——的提出者获颁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此，现在有一种占优势的看法是，危机的真实风险已经被从系统中清除了，系统性的风险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问题或实践问题。而且人们都相信，整个体系背后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它被接受了，被内化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实践。他们认为系统已经达致了平衡稳定，可以自我管制，没可能再发生异常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了。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他们相信这些，是犯了一系列极端性的错误。自上一次大萧条之后，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人们为了稳定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开展的系统性拆解方式，现在已经被那些去管制化、自管制化、甚至根本上说是不受管制的全球移动的金融资本给替代了。从这一方面来说，国家是失败的——未能进行适当管制，未能采取更为正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理论，而是接受了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纵容了所有这些错误趋势的发展，导致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实际上，当种种坏现象达到顶峰时，全球资本的金融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蔓延更快、更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

　　自从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五年来有很多人都在分析这场危机，我也是其中之一。从表象上来看，是银行业触发了这场危机，因为没有人好好监管他们——但这只是表面的症状，不是引发整个结构性危机的原因。而我试图用更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我认为这场危机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将危机发生的原因追溯到数个世纪以前，认为只是现在被暴露了出来。

　　文汇报:《重思全球化》丛书新出的一本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您认为我们现在仍然处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吗？还是自从这场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一些变化？

　　吉尔斯:首先我想说的是，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太泛化了，甚至有些误导，因为它可能让人联想到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变得富有意识形态意味，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术语。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就像有许多不同的国家经济战略一样。而且，新自由主义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国家和领域有不同的形式。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结束。实际上，其中的某些进程甚至还在不断深化中，像在某些领域我们看到了进一步的私有化、市场化、去管制化，为农业贸易或出口贸易而进行的土地转移和收并，以及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进程，都在持续进行甚至加速中。如现在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提出要在美国和欧洲间商签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这样就能救欧洲，救英国。这种想法就和期望“自由化”能把我们拉出经济停滞的泥潭是一个意思。

　　让我们回望过去的25年，这一我们认为酝酿了最近这场危机的时段。可以说，是西方释放了全球化的整个范式。许多西方企业希望能够逃避本国的劳动法规、限制法规，逃避高工资和高赋税，而寻求更高的利润，在他们把自己变得更加全球化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压倒性的模式，这成为了世界其他地方的通用模式。

　　这种模式长期以来重塑着世界经济。现在，这一长期的后果就是他们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在他们自己的国土和税率空间里集中财富了。过去，新的竞争者、新兴国家、新的中心在集聚资本和使得资本流动进出方面都是“小玩家”，但现在他们都是一样平等的。一旦释放全球化的力量，就再也没有人能控制了。这就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本质。

　　文汇报:您提到要追溯危机的更长期的、结构性的原因。那么，这次危机是如何同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相关联的？也即，如何从更长时段的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危机？

　　吉尔斯:我确实用更长时段的世界体系为框架来分析现在这场危机。例如，我们使用了“全球中心转移”(global center shift)的概念。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整个世界体系都在进行着会导致结构变化的积累。在某个节点，也就是资本更加集中的那些地方，结构是永远不稳定的。也即，在世界体系中，结构永远都在变化。

　　你看了这个概念可能会说，确实多个世纪以来，欧洲都雄心勃勃地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通过武力，而不是自由市场竞争，来让所有世界其他地区都臣服于它的等级秩序之下。欧洲改变着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分工等整个结构，想把一个多极、多中心、多文明的世界变成只拥有单极、单一中心，而欧洲就在这个世界的中心。财富的集聚将欧洲推向金字塔的顶端，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持续很久的欧洲文明霸权时期，包括旁系的北美、澳洲、新西兰、南非这些国家也在欧洲文明之列。而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中心转移，是向着世界的“南方”进行，如中国。按照沃勒斯坦的框架，首先就是通过生产体系形成了竞争优势来集聚资本，此后，将生产体系打造成贸易体系，再然后，把贸易体系打造成金融体系，最后，就是将之打造成为一个权力体系。霸权就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同时达到顶峰的时刻。而不久以后，霸权很可能开始缓慢消解。

　　我运用沃勒斯坦的理论，是为了去理解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如金砖国家崛起的主流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我只是想要说明，某个理论框架所解释的范式，是一直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中发生着、进行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