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国学馆于1923年在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校内创设。国学馆沿袭了两湖书院经、史、文、理四科的专业设置，湖北宿学之士如王葆心、黄季刚、姚晋圻、刘凤章均在馆内任教，培养出徐复观等杰出人才。惜于时局动荡，国学馆于1926停办。孙劲松老师的文章系统梳理了湖北国学馆的历史溯源、办学历程及武大国学院与其的传承关系。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社会各界人士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国学热”当中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势而为，适时地复建两湖书院与湖北国学馆，使之成为面向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普及传统文化、提升道德素养的场所，与武大国学院等数所高校国学机构相得益彰，势必会于武汉三镇形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当代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郭齐勇

　　武昌是个与“国学”有着特殊渊源的地方。在梁启超、章太炎于日本提出“国学”之前，张之洞就在这里率先用“中学、旧学”这一概念总结中国传统学术。1898年，其在《劝学篇》中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该书对于以经学为核心、经史子集兼顾的“中学、旧学”有着明确的论述，这与后来章太炎等人所说的“国学”概念基本一致。

　　20世纪20～30年代，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专等纷纷成立。武昌作为近现代国学的肇兴之地，自然不甘落后。1923年，湖北教育主管部门推动湖北当局设立了“湖北国学馆”，地址在武昌东厂口武昌高师校内（今武昌蛇山湖北省老图书馆一带）。

　　一

　　1889年7月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1890年即在武昌主持建设了两湖书院，张之洞对书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吸引了各方名流来书院任教。近代著名学者梁鼎芬为首任院长，继任者有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等。12年间，两湖书院弘扬国学、接纳西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使两湖书院成为武汉地区自北宋以来影响最大的书院。黄兴、唐才常、章士钊、王葆心等都曾是两湖书院学生。1893年，两湖书院的课程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另设算学、经济两门为兼习课。1896年，书院增设部分西学课程，但作为国学核心内容的经学、史学地位并无动摇。在兴办学堂、废除书院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列出五条办学堂的原则，第一条就是“新旧兼学”。为“保存国粹”，纠正新学堂过分西化的弊病，1905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存古学堂”，以保存古代文化、培养国学师资。

　　民国初年的湖北教育界有新旧两派势力。旧派以前清举贡、两湖书院和存古学堂的毕业生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为主，两派互争长短，各不相让。教育当局为调停两派，便建议湖北督军肖耀南在现有新式高校的基础上，再出资创设“湖北国学馆”。聘请与两湖书院肄业生、著名方志学家、武昌高师教授王葆心为馆长。据湖北国学馆首届学生徐复观在《王季芗（葆心）先生事略》一文中的回忆：“十二年（1923年）秋，湖北创办国学馆，……（王葆心）先生分课程为经、史、文、理四科，日与诸生讲贯讨论，一复宋明书院讲学之遗规。”湖北国学馆的另一位校友、湖北黄梅籍的涂寿眉也指出：“国学馆大致沿袭张文襄公所办的两湖书院之制度。”（涂寿眉：《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

　　二

　　在王葆心主持下，湖北国学馆延请了著名学者黄侃、黄福、姚晋圻、刘凤章、李希如等人出任教授，汇聚了一支强大的师资阵容。徐复观曾回忆说：“（民国）十二年秋（1923年），湖北创办国学馆，执教者皆一时耆硕”。（徐复观：《王季芗（葆心）先生事略》）

　　关于国学馆的办学理念，王葆心在《国学馆馆章草案》中指出，湖北国学馆要以“昌明国学、内存国性、外美国风，促文化之进行为宗旨”。围绕这一宗旨，湖北国学馆在教学、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各方面具有建树。

　　其一，教学。湖北国学馆体现了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制度相结合的特点。馆中有内课生和外课生之分，内课生又分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本科则分经、史、理、文四科；外课生被甄录者，按月应课，以一年为限，次年另行甄录。内课生指的是住校的学生、三年制，而外课生则是武汉本地的走读生、一年制。涂寿眉回忆说：“我与徐先生均为内课生，内课分经、史、理、文四课……外课生为武汉三镇学人，其中有前清举人、选拔等，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录取。”（涂寿眉：《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1923年夏秋之交，湖北国学馆正式开馆，举行招生考试，有3000多人报考，盛况空前。武昌高师当年招收了128人，国学馆首届招收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作为武昌高师的挂靠机构，人数应该不会太多，被录取者都是百里挑一的俊杰。徐复观在《我的教书生活》中记载：“参加考试的有三千多人，我的卷子是黄季刚先生看的，他硬要定我为第一名。他在武昌师大和中华大学上课时对学生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人。’当旁人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是得到鼓励，而是心里又抱愧又好笑。”国学馆的办学条件比较优越，为每个学生提供自习室。学馆每月合内课、外课生考试一次，规定三日三夜作文两篇，或一文一诗。凡考取第一名者，发奖金三十银圆。

　　其二，学术研究。王葆心把国学馆的学术研究责任分为两种。国学馆对于自身（指湖北本省）的责任有六项：“一、赓成未编竟之本省通志；二、编成前此本省未有之文征、诗征；三、搜聚刊布吾乡先正未传世之遗书遗文；四、兼及外省人有关吾乡文献之著述；五、设储藏图书室，而以吾乡先民著述陈列为其中一部分收入；六、立国学研究会以倡导热心国学之士。”国学馆对于全国的责任分为两项：“一、编辑教科书暨讲义，以辅助教育界之进行。二、刊发国学杂志及演讲集，以普及国民尊重微言之思想。”徐复观回忆其老师刘凤章“在省立国学馆讲授《周易》时，将数十年研究积累所得，写成《周易集注》一书，于民国甲戌岁（1934年）由一师的几位同学印行。”（徐复观：《忆念刘凤章先生》）这可以看成国学馆对于全国“编辑国学教科书暨讲义”的一个成果。

　　其三，社会服务。湖北国学馆在正规高等教育之外，又面向普通大众开设国文讲习班。王葆心在《国学馆附设国文讲习班招生简章》中写道：“本馆之设，最要在保存吾国道德。……吾国道德宗旨散见群经，微言大义，炳若星日，……今则科举废学校兴，然又重艺轻道，好奇者昌言废经，……《论》《孟》几束高阁，以致道德堕落，人心凉薄，风俗颓败”，因此，很有必要创办国文讲习班，服务社会，面向民众传播国学，培植国民道德精神，反映出其具有深重的历史责任感。

　　三

　　湖北国学馆的好景不长，举办两年后就陷入各种利益纠葛之中。1925年，王葆心在一封信中说：“不料开馆以来，虽不无讲学之同志，而中间杂以竞私营利之流，所谋遂日归摧败，中间岌岌几废，经绵薄极力支撑，仅获保存。惟经此一番变革，元气大伤，生徒云散，日入悲境。”（转引自叶贤恩《王葆心传》）徐复观也在此时退学，经刘凤章介绍到汉川县维新小学任教。

　　国学馆内部的利益纠葛使得该管元气大伤，遂于1925年秋天停止了招生。1926年2月，国学馆的创办和出资人湖北督军肖耀南突然去世，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了北伐的中心，北伐军中许多人视国学为消极力量，1927年4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缉“著名学阀”，国学大师章太炎名列第一，他的家产被浙江军政府没收。同年，湖南的经学专家叶德辉被农会处死。湖北国学馆长王葆心也一度有其被殴打致死的传言。1927年6月，王国维先生沉塘自杀后不久，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启超认为，湖北国学馆馆长被处死的传言成了王国维自沉的重要诱因。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高师、武昌大学的基础上，建设武昌中山大学（亦属武汉大学前身），董必武任筹委会委员。他与王葆心私交甚好，王葆心在武昌中山大学继续任职，192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武汉大学教授，抗战后避居故乡罗田，卒于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董必武也拟了“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的挽联表达哀悼之情。

　　四

　　湖北国学馆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教学、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属于湖北省政府出资设立的省立高等教育机构，但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的前身）为其提供办学地址，主要教师和负责人王葆心、黄侃等也同时担任高师教授，说明湖北国学馆与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余年后，武昌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于2001年再开风气，设立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个国学专业，并于2010年成立国学院，亦是对张之洞、王葆心等先贤开创的武昌国学文脉的承续，从学术精神传承的角度，湖北国学馆似可作为武汉大学国学院前身看待。

　　反观民国时期湖北国学馆和各地国学教育机构，大都是宏大开局、草草收尾，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政局动荡，民生艰难，无力维系国学教育的开支；其二是管理不善，没有严格的人、财、物管理制度，导致趋利之徒混入其中、惹是生非；其三是思想冲突，国学与各类新思想相互批判，许多人反对国学教育。

　　本世纪以来，新的一轮国学热逐渐升起。鉴古而知今，要想让国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发扬光大，首先明确一点，只有国运昌盛才能保持文运的长久；其次，国学教育机构要洁身自好，围绕弘扬国学这个大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不要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其三，国学研究者不能食古不化，更不要妄自尊大，要主动把国学的优质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