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制度化：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的提出给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政治意义。在社会治理工作格局中，公众参与既是一种重要的维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主要的环节，也是目前最为薄弱和最需要加强的环节，因此成为一个需要格外关心的风险点和创新点。

　　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一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制度规范。社会现实中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很难获得充分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实践环节仍然缺乏实效性。二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不足。表现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不畅通；公众参与程序不规范，不明确；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公众参与代表的意见对决策过程的影响缺乏刚性制约，结果不透明。三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主体意识能力不足。一方面，多数公民对参与社会治理过程的权利和义务缺乏了解，同时对哪些渠道可以参与、哪些渠道不能参与也缺乏认识。另一方面，许多公民对政府的信息缺乏了解渠道或对了解渠道认识不足。此外，现有的经济条件限制了公众参与能力的培养。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公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程度有限，导致了制度化不足。五是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导致非制度化参与。群众往往会采取群体的“非制度性参与”，甚至选择更为激烈的诉求方式。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是无组织、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参与。必要的制度通道和社会组织是公众有序参与的必备条件。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主要途径有：一是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二是培育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力。三是着力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化水平。

　　（作者：胡仙芝，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研究员 《人民论坛》7月上 燕子/摘编）

　　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在近代中国研究中，相对于清末及南京民国政府时期历史研究的热络，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研究要冷清许多。北京政府主政时期的历史，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叙述脉络所联系概况。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北京政府时期执掌政权的统治势力，从一开始就已经将研究对象置于批判的位置。

　　毋庸讳言，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帝制后，由于各省地位难以确定，军民分治与中央地方问题相互缠绕，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陷入分裂状态，武力成为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权生存发展的强有力支撑。各地军人当政，又相互混战，被指为军阀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将国民党统一前的民国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或北洋政府时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北洋军阀的概念，多少会发出蛮横、无知、霸道等等信息。

　　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然因缘于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其将领彼此之间私谊不错，利害相关，是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却不能简单地说是私人化群体。

　　说来道去，意欲何为？还是力求回归历史的本位。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重新呈现史事，史事本身极为复杂，呈现不是将复杂历史简单化，而是按照时空联系如实展现原貌实情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透过表象揭示内在联系。要做到这一层，乃是永无止境的难事。至于各式各样的观点议论，大都怀着评说的目的，试图以己之意参与或干预历史，而历史其实是无须增减也无法增减的。用了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日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和局限。

　　应当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不仅仅从北洋军阀的视角看待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从资料编辑开始，就要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北京政府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改变指称，无疑有益于推动视野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

　　（作者：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笑航/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