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与新型城镇化

　　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建城史，也有营造城市精神的传统，留下了不少堪称佳作的案例。同是古城，所形成的气场却各有千秋，给人不同的心理体验。如面对紫禁城，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先生被“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所震撼，称其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这就是传统城市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继承这样的传统，今天的城市在规划设计时就要将当地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作为依据，在城市布局、建筑形态、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加以体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城市远离了传统呢？

　　一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引导。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我国的城市规划法规从最初提出“初步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到后来提出对城市“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源和历史文化”的保护原则，由粗到细的过程十分明显，但始终没有将继承本民族优良的城市建造传统列入其中。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学科支持。对城市规划者来说，他们需要扎实的文化养成，更需要融汇各学科智慧进行创新的能力。但在现行的高校学科体制中，“城市规划”被归为理工学科，由此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其知识构成也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方面。以工程技术的眼光来规划城市，等于用工程技术的思路解决社会问题，达不到融通文理、横贯古今的境界在所难免。

　　三是缺乏民族传统的指导。回顾半个多世纪我国城市的发展轨迹，上世纪50年代的仿效苏联，60、70年代的突出政治，80、90年代的彰显经济，跨世纪以后的贪大求洋，城市建设的定位始终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没有自己的主心骨。

　　近30年来，我们的城市空间扩大了两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但是，城市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有30年。大拆大建除了造成严重的浪费与污染，更重要的是：割断了城市的成长过程，淡化了城市的历史感，打乱了城市的稳定祥和，也改变了城市的家园属性。

　　增加城镇的文化含量，是遏制粗犷式造城，提升城市质量的有效途径，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硬件建设决定着城市的外形和规模，软件方面决定着城市的品质和格调，只有将二者融合，才能最终合成一座城市的总体精神，产生跨时空的影响力。

　　（作者：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 2014年第26期 燕子/摘编）

　　知识产权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产生于英美法系，我国现行法律已明确将该制度纳入产品责任当中，以更好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知识产权法对于权利人保护的立法理念与之具有很多相似性，而现实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是颇为紧迫和棘手，纳入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应秉持审慎的立法理念。在确定知识产权领域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观心态构成要件时，除了适用主观心态不能超出故意的范围，必须要求是直接责任，也即是对于重大过失的情形不应包括在内，还必须注意区分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类型。可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有益经验，注意各类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所可能产生的不同因由与基础，在不同的前提下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设计与运用程度进行考虑。而对于行为后果一定要造成相当巨大或者虽无法查明经济损失却对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生活困扰，认为确实有必要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情形，以避免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滥用，避免因权利人防御过度而带来的不利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之后果，除此之外也应当适度赋予法院依职权判决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权限。

　　但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是一把“双刃剑”，将其引入到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益功用、消弭自身不足，关键在于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对于知识产权惩罚性损害赔偿具体金额方面，需要从我国自身国情与知识产权发展的实际状况来进行思考，确定原则与依据，需要考虑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多种主客观因素和条件，这其中涉及到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威慑度，并要在计算方式中将这些原则予以细化。

　　虽然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但决不能因此就放弃对赔偿限额作出可预控范围内的限制，需要避免当事人对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滥用，避免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畸形或畸高，以及因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判决不公。也即是说，法院在确定具体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时，既要确保知识产权领域司法实务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可操作性，也要注意与该赔偿的遏制性、惩罚性效果相适应。

　　（作者：舒媛，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博士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 笑航/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