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

　　在安全方面，核心内容仍然是基于当前军事能力和对未来联盟考量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全球化意味着把管理特定安全威胁（如世界大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力从国家委托给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地缘政治去全球化意味着将特定安全威胁的管理从国际机构下放到更低的级别：区域或国家，甚至次国家。

　　当前的疫情无疑是一种全球威胁，包括对各国安全的威胁，包括对军事安全的威胁。只要各国对有关的国际机构有信心，它们原则上就应赋予该机构更多的责任和资源，以此应对全球威胁。在各国对有关国际机构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可能作出向国家一级召回责任和资源的反应。对当前疫情的实际反应主要是国家或次国家。随着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对国际组织的使用越来越多，而美国对国际组织的使用却越来越少。没有国家的支持，国际机构本身就无法运作，因此它们越来越听命于崛起的大国，这让正在衰落的大国非常失望。

　　在地缘政治上，疫情和应对可能影响到短期的军事准备、中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和长期的大国兴衰。在短期，疫情可能会使军事人员患病，从而削弱战备，应对措施是将他们转移到协助医务人员或警察等文职任务。到目前为止，军方自己否认有很多损害，并声称即使有一点损害，也仍然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随着疫情的恶化，损害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变得重要。在中期，疫情和应对措施似乎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军事对抗，但不会产生实际的军事冲突。

　　从长远来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疫情进一步质疑了1945年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整体定义：传统的军事防御是抵御其他大国传统军事威胁，特别是任何竞争超级大国的威胁（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sevich，2020/3/26，tomdispatch.com）。最近的威胁越来越“非传统”，如恐怖主义和疫情，传统的军队不能很好地防御。甚至一些美国军队的长期坚定支持者现在也呼吁彻底重新分配资源，从传统能力转向非传统能力（马克斯·布特，Max Boot，2020/3/31，foreignpolicy.com）。

　　更重要的是，这场疫情进一步对1945年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战略提出了质疑（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2020/3/9，foreignpolicy.com）。他们的理想是，在自由市场和自愿联盟等自由制度下，自主行为者能够“自下而上”产生最佳结果。现实情况是，要取得可接受的结果，需要美国“自上而下”的干预。苏联的解体让美国变得越来越单边主义，特朗普走向了自杀式的极端，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联盟。在疫情之前，国际主义者就已经认为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为中国创造了新的机会（坎贝尔和拉特纳Campbell & Ratner，2018/2/13，foreignaffairs.org）。疫情强化了这一论点（赖特和坎贝尔，Wright&Campbell 2020/3/4，foreignaffairs.org）。更广泛地说，国际主义者认为，这场疫情证实了美国需要联盟，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无法独自对这场疫情做出充分反应，没有美国的领导，发达国家无法充分协调，而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美国的援助。因此，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必须是重建美国的联盟（谢克和黄，Shirk&Huang，2020/3/24，thinkglobalhhealth.org）。

　　认同

　　本文中，“认同”意味着行为者如何定义自己和自己的忠诚。相关的概念包括个人的经验和情感、集体的价值观和规范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的文化。在全球一级，核心内容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谁的价值和对“现实”的定义将在国际组织和世界公众中占上风。认同全球化意味着朝着共同理解的方向趋同，这可能源于共同的经历，也可能部分是由全球霸权强加的。认同去全球化意味着相互敌视的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源于不同的经历，也可能部分是由敌对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激发的。当前的疫情和应对措施当然是广泛共享的经验，但它们既可能引发相互同情也可能引发相互指责。大多数西方专家希望加强全球团结，但多数人预计民族主义会增强。尽管如此，当前的疫情正在引发公共卫生应对的一些全球化，因为一些国家率先采用新的“最佳实践”，而其他国家最终也会效仿这些做法。

　　一个主要的实际问题当然是疫情将如何影响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他们的反应会加速所谓的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吗？许多西方专家说“可能”，少数人说“肯定不会”。不管怎样，这场疫情已使“软”实力对“硬”地缘政治的结果越来越重要。中国对疫情的最终积极应对所取得的明显成功可能永久性地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中国积极寻求的一个机会。美国最初反应的灾难性失败——不可原谅地拖延、智力混乱、行政管理混乱、可耻地政治化，甚至令人厌恶地腐败——可能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相反，如果中国的伤亡远大于已知，抑或中国经历一场疫情的回归，中国仍有可能失去一些软实力。中国的信息战略是传播公民和外国人可信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信息战略。可以说，两国都需要让自己的声音与当前全球共同价值主张更好地保持一致。

　　疫情和应对措施会改变全球话语的条件吗？例如，改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意思和它们的比例？一些作者借助这种宽泛的文明对比来解释各国对疫情反应的具体差异。然而，两个类别里的国家的应对措施却大相径庭。另一些人正确地坚持认为，更直接的解释是物质资源和体制安排、最近的经验和当前政治方面的具体差异。然而，文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具体的反应。例如，英美人的个人主义阻碍了英美两国领导人对公众澄清：在疫情的情况下公共健康与个人健康有何不同？一些英美作者开始澄清，民主强加的集体纪律如何能够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最小化。由于英美价值观是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这种澄清可能会改变未来的全球话语。

　　然而，观念全球化可能会继续。尽管存在一些安全限制，但全球各地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仍可能促进更多的相互认同，尤其是通过分享疫情和应对的悲情经历。这场疫情已经促使科学家之间开展了密切的跨国合作，以分析其原因并创造治疗方法，这是任何疫情后世界的必要基础。

　　（作者：韦爱德（Edwin A. Winckler），译者钱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