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然而止的告别是陈奇生活的常态。他的母亲也在天津打工，一年到头两个人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都数得清。自从当上外卖骑手，他对时间和道路的感知力极速上升，和母亲碰头的日子定在下午2点到4点间。这是单最少路况也最好的时候。

　　每一次，他都会急匆匆地买上水果和食物，骑着电瓶车跑到母亲工作的地方。两个人各自身着工服，见了面，问候几句。他把东西交给母亲，看看手机，时间不多了，他告别一声扭头就走。

　　回去的路上，这个男人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给母亲送了一单外卖而已。可即便如此，这也是他几个月以来最盼望、最欢喜的一单。

　　冷暖

　　陈奇曾在4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跑遍辖区的商家，也曾在结了冰的路面打滑连人带车摔了出去。这些工作中的苦他并不在意，让这个西北汉子耿耿于怀的，是来自一个小区的订单。

　　因为毗邻夜总会、KTV等地，很多服务人员都住在这个小区。小区内许多房间打了隔断，还有很多房子是日租房。每次送订单去这个小区，陈奇都会紧张，敲门声太大、外卖举得太高、打电话吵醒了人都可能成为收获差评的原因。连公认的“好评王”黄冰也害怕这儿，一次，他带着外卖甚至早到了近10分钟，结果还是得了差评。站长打电话过去一问，对方说，“他送来的时候没有冲我笑”。

　　黄冰觉得，大多数的顾客都是有礼貌、好相处的，让他想不通的是，“大家都是服务行业，按理说应该更感同身受，更理解彼此，结果却是这里对我们歧视最严重。”

　　外卖活儿就像一双眼睛，让52岁的黄冰在重新发现、理解社会。当了外卖骑手后，他害怕接触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态度一个比一个好，遇上雨天还有人给他留言，让他慢点送别着急。再回到熟悉的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圈子，他却觉得“不对劲”，“他们说话的语气、看人的眼神像在看低一等的人。”

　　当初他在银行做保洁时，还谈了一个老伴。后来，当了外卖骑手，钱多了，老伴却“没谈了”。

　　“好像我们跑外卖的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不如在超市和工厂上班的。” 黄冰是铁了心打算干到退休，但他很清楚，就连很多外卖骑手也看不起自己这份工作。“每个人都想挣钱，都想过好日子，你们上班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也是。我们到底哪里低贱，哪里不如人呢？”

　　接受采访时，这个52岁的男人数次提及这个话题，他渴望外卖骑手收获尊重，也渴望更多年轻人穿上这套制服时可以露出自信的微笑。

　　在这一天到来前，他的选择是把这间50平方米的屋子当成“家”。他离开了过去的圈子，整天和这群“小年轻”待在一块。“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张信凯中午回到宿舍，吃过饭打起了盹。黄冰坐在自己的床上，边喝茶边看抗战电视剧，他留意着张信凯手机的响声，一旦响起就会叫他起床跑活儿。

　　他总是这个屋早上第一个起床的。“没那么多瞌睡”的他早起会收拾屋子，整理厨房，看着点儿差不多了，再把这些贪睡的年轻人叫醒。

　　屋子里横七竖八摆着的，除了行李还有七边形的插线板，一个插线板能同时供10台左右的手机充电。有人买冰棍总是一口气买十几根，在站里住的、不在站里住的人都能人手一根。

　　去年，陈奇家里出了急事，他被迫回家。临走时，他问相熟的骑手借钱。这些同样生活艰难的男人只问了一句话，“要多少？”

　　“集体生活也是好的，也是个家。”黄冰笑了，也许是太渴望有一个家了，这些背井离乡、抱团取暖的男人们，不知不觉把这里当成了家。

　　雨天一直都是骑手又爱又恨的日子。虽然单多了，但路面水深，一不小心电瓶车就会熄火。两年前的一个夏日雨夜，他们送餐到深夜，雨越来越大，单还是没停。因为积水太深，放置在底舱的电池都进了水，电瓶车熄火了。站里已经收工的骑手就骑着车一起出动，有人代替原先的骑手继续送单，有人载着骑手回站里休息。就这么不停轮转，最后，十几台车全部进水，单也终于送完，没一个人拿到差评和投诉。

　　站里曾经来过背着包、提着行李箱的“大学生”，他说自己吃不饱饭了、走投无路，想做外卖骑手。常山收留了他，早回来的骑手开始布置床铺，他给了“大学生”100元，让他赶紧去吃饭，别饿出胃病。这是站里的老规矩，只要是看上的人，都可以先借钱吃饭、买车、买制服头盔，拿了工资慢慢还便是。

　　隔了好几个小时，始终不见年轻人回来，他从里屋出来，才发现年轻人的行李都不见了。他气得肝疼。“100元不多，有难处你说啊，你骗我算嘛事儿？”常山给年轻人发了一条微信，过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删除好友。

　　这样的事儿并不是个例，可每一次有人眼巴巴地找上门时，他们还是忍不住心软。3年多了，这里收留过东北来的下岗职工，接纳过河北被淘汰的产业工人，也让失业的大学生驻足停留。

　　新芽

　　很难说清这份工作到底改变了张信凯多少。这个出生于1995年的小伙子不愿再回到工厂，也拒绝接受父辈随产业流动的命运。他不愿做齿轮，渴望努力挣钱，“做一个自由的人”。

　　也许他的自由只存在于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那是一个外卖站所覆盖的全部面积。

　　当年在工厂时，他下了班“就和一群朋友瞎玩，上班也不用动脑子。按流程做，很机械，没意思”。成为外卖骑手后，他的生活丰富了很多。等单的间隙，他可以玩游戏、听歌、刷视频，甚至可以给女生抽空回几条消息。

　　游戏没有初中时那么吸引他了，当年恨不得翘课翻墙的游戏，如今他兴致寥寥，“也就是打发打发时间”。

　　张信凯曾跟父母在江苏生活了十来年，后又被送回老家。初中辍学后他回到了江苏，因为自己“怀旧”。但和曾经的老同学们见了一次后，就再没联系了，“他们都在继续上学，我已经打工了。”他说，“没什么可聊的了”。

　　后来从江苏来了天津，和工厂里的朋友联系也渐渐少了，就像一首歌唱的“说散就散”那样。他希望尽快攒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积攒经验。

　　他的表弟杨俊有另外的烦恼，“出了外卖圈谁也不认识，出了天津河西哪儿都找不着”。更年轻的杨俊认为，兄弟俩真正的改变是“以前听到加班会生气不耐烦，现在听到延长工作时间，内心却很平静”。

　　杨俊觉得，在这个看尽人性、体察冷暖的地方，兄弟俩长大了。

　　30岁出头的陈奇说自己性格变了，过去的他，和人发生争执，一般只说两句后，“之后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

　　如今的他，学会了低头、不争辩。他明白了多跑一单的意义，而立之年，他渴望获得车子、房子和票子，改善家里人的生活。

　　他嘱咐妻子要让孩子好好学英语。曾经，他接到一单，地址在一个英文广场里的英文店铺，他看不懂那些字母，急得发慌，也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按形状比对，最后，这一单送迟了。

　　不过，这些故事他的孩子并不知情。他总是讲起另一段故事。以前在工地打工时，他很喜欢天津的高楼大厦，想逛，奈何一直没有时间。现在好了，“每天免费逛天津、逛商场、逛写字楼、逛小区，别人还给你钱呢”。电话两头，他和孩子一起哈哈大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