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毛中“干一场”

　　司徒兴华是2003年的毛中毕业生。在他离开后的11年间，他的母校已经演绎成一个高考神话——每年上万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率高得惊人”，达到八成以上。

　　李军辉的毛中时光正要步入高三。为了考上一所好大学，这个17岁的合肥男孩先是转到六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苦读，又在高一年级的下学期，决定到传说中炼狱般的毛中“干一场”，借着高考的跳板，拼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当那个被加重音的“干”字，从安徽人口中发出，浓重的色彩，准确地表达了众多学生和家长赴考的决心。他们从省内外的四面八方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从金钱到时间，全部倾囊付出。

　　司徒兴华至今记得10年前的那一幕——父亲花了1万元，让他进入毛坦厂中学借读，就连上课的座椅都是自己买的。第二天早晨5时30分，从一曲《小城故事多》开始，一阵急促过一阵的音乐广播响彻校园，住校生迅速起床，紧张的一天就此开始。

　　在司徒兴华求学的年代，午饭自己蒸，用水自己打，衣服自己洗。夏天热，还是平房的教室里没有空调，全身被汗湿透；冬天冷，阴森潮湿又没有暖气，冻得人牙齿都在打架。

　　这样艰苦的生活，今天的李军辉已经无从体验。如今的毛中，教室里安装了空调，食堂提供热腾腾的饭菜，就连操场的跑道也铺上了塑胶，尽管很少被允许去那里玩上一会儿。

　　一座竣工两年的“补习中心”砖红色教学大楼里，专供补习生使用的50多个教室里，被挤得满满当当。上百名学生的大班，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早年盖起的教学楼，拥挤的教室里，不到半米宽的桌椅，让学生之间彼此紧挨。

　　在这个文气的省城少年的学习作息时间表中，节奏与10年前似乎毫无二致。“中午只有30分钟的时间，不赶紧跑下午就要迟到。”李军辉的时间是这样掐算的——下课铃响，从5楼的教室飞奔下楼，尽快赶回学校附近的出租房，吃饭，再以同样的速度赶回学校。一来一往大致需要25分钟，留给吃饭的时间被精确到5分钟。

　　幸运的是，李军辉的四姨退休后主动提出陪读，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出租房里为孩子备饭。掐算着孩子快回来了，她就赶紧把饭菜准备好。“最后一年了，越来越关键，后勤必须要保障好。”这样的生活，一直要持续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

　　匆匆扒拉几口饭，李军辉必须马上赶回教室，因为“迟到了老师要弄你的”。刚来毛中时，李军辉第一次迟到，在全班近百人面前被班主任体罚，还要写悔过书，“感觉到脸上没光”。于是，那次迟到也成了李军辉的最后一次。

　　曾经，有同学因为迟到，被老师惩罚，“屁股都被打裂了”。目睹这样的场景，李军辉并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来这里就是为了提升高考成绩，老师严格要求都是为了我们好呀。”

　　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严苛甚至变态的纪律管制，这便是毛坦厂中学创造高考神话的两个秘诀，并且赢得了家长们的高度认同。在李军辉的母亲李敏看来，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毛中的教育方式，儿子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以前他回家了就自己在屋子里打电脑游戏，学习上不自觉。现在，电话里经常说学校里的事情，自己学习也非常主动了。”李敏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尽管，在这个母亲的账本上，一年半的毛中就读，这个普通工薪层家庭已经为此额外花费了4.5万元，但这一切只要能换回考上大学的结果，都是值得的。

　　离开毛中11年后，司徒兴华现在是一家著名汽车厂家安徽片区的经理。他始终觉得，毛中的那一段时光，那么艰苦的生活，那么艰苦的学习，恰恰给了自己足够的自信——“人生路上，还有什么吃不了的苦，扛不住的压力？”

　　即将升入高三的李军辉，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男孩说，早上闹钟一响，自己马上就能起床。课间时，班上的同学几乎分秒必争，只要趴下一秒就能入睡。不过，即便是这样争分夺秒的小憩，后来也被班主任禁止。“老师说，会影响下一堂课的质量。”

　　需要好好“干一场”的不止学生，还有或千上万的陪读家长。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来到小镇加入陪读大军。一天做好饭，是最重要的工作。孩子不在时，陪读的家长们百无聊赖，男人闲聊打牌，女人在一片空地上跳广场舞。更多来自农村家境不好的人，也会到制衣厂干临时工，或者受雇于哪个餐馆帮厨，补贴一下家计。

　　在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前，无论是学生、老师、学校还是家长，都暂时收起了那个曾经的“我”，自我改造为一个远离所有生活欲望的“新我”，心甘情愿地跳进枯燥旋转的高考魔盘。

　　“孩子考上大学就好了。”这是家长在乏味单调的生活中，最大的动力。三年高中，或者一年复习。学生和家长们内心紧绷着的那个时间点，当然是高考。似乎进了大学后，人生就此可以高枕无忧。